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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改革路线图 金融监管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管理学问题；金融监管是内嵌于经济社会管理体系，反映并平衡其他经济社会管理体系，尤其是司法、社会稳定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关节点。 当微观主体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即获得行为的全部收益，并承担行为的全部成本和风险时，经济系统能有效运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如法律制度、惯例、契约或者产品设计等原因），责权利的完全对应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成立的，这会扭曲微观主体的行为。 系统性风险，从根源上总是来源于体制机制设计上的偏差，从而产生系统性同方向的行为累积。为实现宏观上的平衡性，防止不负责任行为的累积，需要设立一套机制，从相反方向纠正权责利的内在不一致性。 探索金融监管组织框架，需要面对监管真空、交叉、错位等问题。而且在机构重组过程中，不但面临监管理念调整，还面临组织和人员调整带来的混乱和空白期。因此，选择更好的金融监管改革路径十分重要。 金融监管的逻辑 金融领域至少存在几个平衡机制。一是有限责任制、高杠杆与审慎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有限责任制是为了鼓励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而在立法上对权责利的一种破坏。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一旦公司的损失超过资本金（含留存收益）后，损失责任转嫁给债权人等。现代金融企业一般都引入有限责任制，但金融机构往往高杠杆经营，具有较大概率处于“破产”边缘，权责利的对应关系时常处于不一致边缘。为此，在宏观上就需要监测并管理金融机构的资本（吸收最终风险）能力。 二是部分准备金制（期限转换）。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对短期债务持有100%的现金准备，各国普遍采取部分准备金制。这就要求当金融机构出现短期流动性风险时，宏观上要有流动性救助机制，日常则要求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状况进行监测和管理。 三是社会安全网的存在破坏了微观主体的权责利一致性。国家往往会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为中小储户提供额外的隐性或显性担保，甚至出现“大而不能倒”的现象。这会改变储户以及金融机构的行为，需要设计合理的风险救助体系（清偿能力）。享受这种安全网的机构获得了额外的信用增级，有必要承担为中小储户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义务，或者需要提前为此付费。 金融体系可细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间接融资体系下，金融机构以自己的信用（资本、商业模式以及业务经营能力）为基础发行或创设债券，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投资或创设金融资产，风险先是由金融机构汇集，并通过制度安排（各类风险准备、留存收益、不同种类的股东和不同优先级的债权人）转嫁给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在间接融资体系下，金融监管的重点在于汇集风险的金融机构，基于机构和人的监管逻辑和技术能较有效的管理住宏观风险。 在直接融资体系下，金融机构这个功能主体消散掉了，所有功能模块通过市场交易（契约）实现，市场化分工程度更高。在以股票、债券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发展阶段，融资行为还主要基于公司法人这个主体（股权和债权）。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尤其是信托关系的应用，投融资主体开始虚化，金融体系从功能角度进行解构和重构。既可以从负债方（资金池）创设（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也可以从资产方（资产池）创设（资产证券化），两者之间的连接，通过设计结构化交易结构实现。风险由投资者根据契约直接承担。这时候宏观风险管理缺乏机构和个人这个基点，不得不转向功能和行为。 为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需在管理上关注微观主体的审慎性，包括资本金、流动性、专业能力等。为增加灵活性，可分领域分业务，通过牌照的方式实现；关注市场行为监管，以信息透明为重点保证市场交易（含销售）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市场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等；关注合格投资者和销售者的管理，保证参与主体与风险管理假设的主体能力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一般市场的反垄断和确保社会公平的诉求在金融领域也普遍存在。由于金融体系对于投资者实施资格管理且存在规模和范围经济，反垄断的重点在于平衡市场力量。如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部分金融供给具有准财政功能，金融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加剧财富分配差距的不良后果，因此也需要实现包容性发展，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和普惠型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监管框架上，“三层四支柱”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是较为理想的。“三层四支柱”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是指金融风险监管由基础层、日常监管层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层三层构成，每一层的风险管理，管理不同层次的风险，按照同一层次的风险点和工具的特征，都进一步细分为四个支柱。 基础层的微观金融主体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四个支柱：资本金、公司治理、风控体系、行业自律。 日常监管层四个支柱：微观审慎、市场行为、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包容性发展。 系统性风险防控层：宏观审慎、流动性救助、清偿能力恢复、金融危机处置。 那么，推进金融监管改革要达到的近期目标（1年-2年），就是理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