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docVIP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 　 21世纪的第一年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问世。以秦汉文化为主题或主题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如长沙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沙，8月16日至19日），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徐州，8月21至24日），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咸阳，10月27日至30日），长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11月28日至29日）的召开，对于秦汉文化的研究表现出推促作用。本年度发表的秦汉文化研究论著，多有学术新见提出。《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本年度较为集中的秦汉文化研究成果，有《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等。 一 秦文化研究在2001年推出了较为集中的成果。 向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许多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研究对象。咸阳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也检阅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研究的队伍，促进了新世纪研究的深入。 对秦史的总结，往往依然继承“过秦”的传统，着眼于回顾秦失败的教训。如史广全《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张弘、朱红《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业管理政策》（《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道胜、李勇《秦朝史事辨》（《芜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孙绍义《秦始皇“焚书”探》（《语文学刊》2001年第1期）等，都遵循这一思路而各陈新见。 黄留珠、富谷至的《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是近年秦法制文化研究值得特别介绍的论文。作者指出，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但总的趋势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的演变。这一论点，应当引起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重视。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逐步强大起来的。而法家思想因所应用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特质和面貌也有差别。王仲修著文《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指出，法家可以划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二者在“重德”与“重力”、“富民可教”与“愚民易治”、“一再则宥”与“有过不赦”、“务本饬末”与“强本禁末”、“令重则君尊”与“君尊则令行”、“稷下学风”与“晋徕楚材”以及“阳术”与“阴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于法家思想的国别和地缘的分析是有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秦推行的法家思想与东方法家思想的不同，还有时代的差别，即前者可能较为成熟，并且因为经历了政治实践于是能够得以充实。乔健在《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使韩非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专制君王的专断和“圣明”之上，其法、术、势思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苛酷专断及与之相一致的人的工具化、手段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韩非思想的现实结果。作者还指出，“将统治秩序的建立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完全寄托在臣民全体一致维护不受任何限制的君王的绝对统治之上，无疑是最具不确定性并往往必然导致最为可怕的后果的政治幻想。韩非思想中一些极具价值的内容，如《有度》篇中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法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君权绝对独尊条件下绝无实现之可能，而且在本质上与其主体思想也是矛盾的。”崔向东《论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花艳芳《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与秦代教育》均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也总结了韩非思想的文化影响。 《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价值及其对秦史和秦文化的影响，历来受到重视。储道立、钟海在论文《〈吕氏春秋〉的军事情报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指出，《吕氏春秋》中体现了相当系统的军事情报思想，并且对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讨论《吕氏春秋》军事思想的论文，还有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的郭睿姬、郭淑珍的《〈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修建军《〈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写道，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辨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 关于秦始皇时代政治与文化的创制与建树，有的学者对于以往若干肯定的认识，如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的实际内容和真实意义等提出异议。韩复智在《对〈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的新评》（《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文中对于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中的观点提出驳议。作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