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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现状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刘爱萍 王培玉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包括冠心病事件（Coronary heart disease）和脑卒中（stroke）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肥胖、吸烟等；健康风险评估是一种有效的鉴别高危人群的方法；风险评估本身也是一种健康管理的激励机制；对危险因素的干预能有效的降低健康风险，从而延缓疾病发生。 一、健康管理和健康风险评估 健康管理是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1]。健康风险评估是健康管理过程中关键的专业技术部分，并且只有通过健康管理才能实现，是慢性病预防的第一步，也称为危险预测模型。它是通过所收集的大量的个人健康信息，分析建立生活方式、环境、遗传等危险因素与健康状态之间的量化关系，预测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发生某种特定疾病或因为某种特定疾病导致死亡的可能性，并据此按人群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控制与干预，以帮助政府、企业、保险公司和个人，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健康风险评估最常用的方法是多因素模型法，它建立在多因素数理分析基础上，即采用统计学概率理论的方法得出患病危险性与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能同时包括多种危险因素，常用的有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 和 Cox回归）。 二、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进展 心血管疾病预防实践的进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各种危险因素的研究，其发病是多种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心血管疾病危险预测模型就是以是否发病或死亡作为因变量，以危险因素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 和 Cox回归建立回归方程，预测个体在未来某个时间（5年或10年）心血管疾病发病或死亡的可能性（即绝对危险度），由于方程的结果反映了个体主要危险因素的综合发病或死亡危险，也被称为综合心血管病危险（total risk）。绝对危险度是以人群的平均危险因素水平和平均发病率对Cox 生存函数进行调整，如10 年发病危险概率( P) 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β1 至βp 为各危险因素不同分层的偏回归系数，x1…xp 为每个人各危险因素的水平，M1…Mp 为本人群各危险因素的平均水平。S0 ( t ) 为在t 时间（如10年）的平均生存函数，即危险因素平均水平时的生存函数。 1993年，新西兰成为最早引入“综合风险”进行高血压管理的国家[2]。同年，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NCEP）提出将血脂管理与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管理结合起来[3]。之后，欧洲心脏病协会、欧洲动脉硬化协会、欧洲高血压协会提议将多个危险因素的综合危险作为冠心病防治指南中进行降压、降脂治疗的主要标准[4]，而且，国际上多家心血管病协会都在疾病防治指南中采用了综合危险的概念，并在实际中应用[5-8]。 心血管疾病危险预测模型的典型代表是Framingham心脏研究建立的冠心病风险预测模型[9]，该模型被用于预测不同危险水平的个体在一定时间内（如10年）发生冠心病危险的概率。西方国家多以Framingham心脏研究建立的风险评估模型为基础，制定适合本国的综合危险评估指南[10]。由于Framingham心脏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白人，有研究显示其预测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群（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人群）[11-12]。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利用自己的研究队列建立了适宜本民族人群特点的预测模型[13-15]。 三、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现状 在我国，由于人群心血管病的疾病谱和危险因素流行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明显不同[16-17]，为此，于2003年开始开发适合我国人群的危险预测模型。主要研究有： 1.北京心肺血管研究所以1992年建立的 “中国11省市队列研究人群”为基础，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危险因素与发病危险的多因素分析[18]，以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作为预测指标，以年龄、血压、TC、HDL-C、吸烟和血糖6个危险因素为主要参数建立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危险的预测模型，同时利用该模型计算不同危险水平个体10年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绝对危险，结果显示：随着危险因素个数的增加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的绝对危险增加，不同危险因素之间有协同作用，不同的危险因素组合对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的作用强度有所差别。我国35~64岁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绝对危险的分布情况是：发病危险概率10%者占95.4%，发病危险概率≥10%者占4.6%，发病危险概率≥20%者只占0.8%。而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