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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期我在白云区的旧事点滴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贵州省贵筑县白云区蹲点，培养贵州省第一个互助组――赵树华互助组，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尖山初级合作社，现以点滴方式记之。 　　初到白云区便被当“主任” 　　1951年4月初或3月底，我们正在桐梓县参加五大任务的3个同志得到通知：返贵阳参加贵州省青工会。会后，组织上对我说：省委工作团已在白云区搞完土改。省委决定在那里探索土改后农村的路子。 　　当我到达白云区时，省委工作团并未全部撤走。区委书记便是由工作团的县级干部李士林兼任，工作团员也还有二三十个留在农村！当时的区政府和区委在白云寺，我在那里见到了团省工委留下的邓大勇，同时也见到了工作团确定留下作团区委书记的陈光明。他曾是省政府秘书长张述臣在冀鲁豫时的秘书或警卫员。和邓、陈研究后，决定在程官和麻堡之间选一个点。并要我先去程官看看。程官村离白云寺大约5华里左右。工作团已确定调走还未走的秦宏恩陪我去。土改前后他一直在程官工作，人熟地熟。那时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听说村里新来了一个干部，便“一窝蜂”似地涌到我暂住的房间。老中青都有，以青年人和娃娃最多。奇怪的是他们异口同声地都叫我“主任”，问清姓名后，称为“龙主任”。怎么解释都不行，反过来劝我“不要客气！”称老秦亦然。后来我问老秦是怎么回事？他才揭开这个谜，原来程官行政村下辖程官寨、尖山寨还有丝航和摆龙等自然村寨，相当于国民党时期的“联保”，管这个“联保”的干部自然是“联保主任”了！原来如此！想不到一进程官就被封为“联保主任”了，我心里觉得哭笑不得。 　　到麻堡去 　　第二天我从程官回区委。刚走到鸡场街头往白云寺的转弯处，便碰上陈光明。他是工作团已确定留区里担任团区委书记的人。我们互相握手后，便一同往白云寺走。他告诉我，他们（大概指邓大勇吧）后来又研究过，认为麻堡在土改中是团省工委的重点，工作基础较好，已向李书记（李士林）汇报过，还是去麻堡吧！后来我们3人又扯了一些去麻堡的事。决定住在麻堡王家院杨绍先家，杨是土改根子，如今的麻堡乡行政村村支书。临走时，陈给了我一支自用手枪，说那里离区委20多里，防身用吧！我接受了。记得是邓大勇他俩送我去的。 　　杨绍先两口分了一个套间，他们住里屋，外屋临时给我安了一张床，不是真床，而是长桌一类家具，它较高，记得坐在“床沿”我的脚踏不到地，只好每晚用一条板凳。那时杨绍先可谓“四喜临门”：分得田土和房子、结婚（其妻原为地主家丫头）、第一批入党、当了村支书。有一种翻身农民常有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小两口一天到晚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乃至吃饭时也互相动脚动手。就在那一段时间，有天下午我从村里回来。见杨绍先背起背包正和区委副书记王广修要走。说是公安部门选中了他，我问：“舍得不？”他向我做了个无奈的鬼脸：“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去就是十多年，一直到困难时期大下放才回来，仍然当支书，直到退休。 　　地委书记二下白云 　　自从赵树华互助组创建尖山初级农业社之后，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每天车水马龙，参观者纷纷前来。特别是他所在的白云区和白云乡更是惹人注意，互助组纷纷要求转社。1952年初，又已经批准了第二批，其中白云乡有三个。其他互助组还在不断申请，真是难以招架。工作组便想到开个全乡互助合作会议。将那势如破竹的热浪抑制一下，将热情往巩固上引。会议的地点就在工作组驻地，程官村小庙。那时原团省委青农部长、当时的贵筑县委副书记赵庆儒也正好在那里。为了不影响学校上课，依农村习俗，会议定在晚上召开。 　　那天正下着初春细雨，道路泥泞，但代表们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很整齐。正要宣布开会之际，突然来了4个不速之客。仔细一看，为首的竟然是常颂，其余两个干部张梦迎和刘柯，还有一个司机。他们是将吉普车停在鸡场，踏着泥泞走5华里路来的。我们事先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毫无思想或物质准备。这样的事当时习以为常，并不太惊讶。但怎么接待呢？几个人商量，由叶慎真和我去请常颂先在会上讲话，由刘登亮、李志强等赶快准备住处。但常颂坚决不讲，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刚到，去讲什么？讲也可以，成了“传声筒”，没有自己的语言，你们按计划开吧，我们先带耳朵后讲。常颂是河南人，30岁，是我省地市委书记中的排头兵，内部消息，他很快要当省委副书记（后来真的当了省委副书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大有此遗风。为人坦荡，直率，不摆架子。前一次带领县、乡、组干部来白云时，经过几天调查，他讲话我听了有点尖酸刻薄。比如谈到工作组时，他坦然地说：“你们是省委派来的，我们欢迎和支持。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自己大机关小干部的身份，要认真听贫雇农的意见，用党的政策引导他们，不要颐指气使！”听了也许不舒服，但是真理啊！ 　　当天晚上的安排是：工作组所占最大的是右厢房，平时由刘、李、鲍贵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