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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人的“合法”性—— 文学的独立出版（四） 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要自己出几千到上万不等的钱，买一个书号，再求朋友托人排版设计印刷，或者交给某位有办法的诗友负责采办这一切，最后出一本自己的诗集——这并非时代的冷漠无视和势利无眼，而是真的有点过于一往情深自怜自爱了。一本诗集到底是给自己的，还是给读者的，也许没有明确答案，但毫无疑问，你让一位诗人自己出钱然后在家中堆起像墙一样的样书，这无疑可以理解成一种“霍乱”般的侮辱。 如此诗集并没有因为有了书号这种所谓的合法身份，而成为商品，进而在书店和电商那里销售，它们大多无法通过货币去交换，还要自己负责邮资去发往全国各地的书友、诗友。 全中国以诗集名义可以正式出版并可以取得常态销售权的诗人，活着的大概不超过五十个，这既可以体现大众在这一领域的认知度和审美能力，也是通常意义上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市场不意味着一切，尤其在审美和文艺领域，所谓“赚钱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唯一性产品，而那些不赚钱和所谓小众的通常也应有它们的意义。只是，它们该以何种面容来存在呢？ 我以为，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真没必要再去像上面提及的那样买个书号所谓的正规出版了，不是自取其辱，也是一次文不对题的聊以自慰。就自己做、自己出，所谓独立出版和自印诗集，这没伤害到什么人、什么组织的利益和权利，只是一次自己负责的事情，相当于我炒一桌菜招待朋友们来吃，但不能以此要求我有厨师许可证和炒菜资格证之类的东西。 市面上已经存在的自己出版的诗集，看上去正是跟内容相和谐的一种形式，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做成什么样的形式，完全独立的自我行为。这没有涉及到任何违法或者其他让某些人不安的领域和元素，仅仅是一名当代诗人想要自己的作品变成书的形式为人阅读。 个人诗集仅仅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当代汉语文学应该在独立出版上普及开来，以眼下的商业体制和制度来说，大量的作品适合且只适合独立出版。小众路线更易于对审美和品位的把控，正如电影在商业院线的同时，也需要相对的艺术院线一样，某些电影作品的受众在目前来说只是少数人，在不构成集体观影潮的时候选择艺术院线放映，当然是对观众和创作者来说恰当的选择。而目标观众明确，不会产生误会，也避免了资源浪费和有的放矢地培养自己的观众。 对于独立出版来说，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内部质量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审美上的高度自信才能将作品通过设计、排版、印制成一本书，而审美自信当然不是什么对谁谁负责的事儿，如果说负责，那么独立出版的产品只需对自己负责。 但内部质量之外，还有外在形式、技术等方面，眼下的独立出版显然还可以在这些方面继续做出独到的、不可或缺的努力。就像我们看一部独立电影，可以接受它们在技术上的粗糙和质感上的粗粝，但没法接受音画不同步这样的过失。 显然独立出版目前的成品尚未达到一个成熟和完美的状态，在诸多细节上有待这个行业进一步自我升级。比如是否都应统一编号，便于搜索查找，哪怕是在自己品牌的范围内实行编号和序列；是否可以在制作上更接近传统的出版流程，像校对等环节就是相当专业的细节，而很多独立出版忽略了这些细节，错版、错别字不是读者不能接受，而是这对有质量和有意义的书来说的确算是遗憾，你不会因为错别字而否认一部作品的伟大，但却可以因为错别字而影响自己的阅读享受。独立出版没必要因为独立、小众而放弃对外在质量的自我要求。 当独立出版形成一种商品进行有效交换时，就必然会引起读者/消费者的吹毛求疵，如果将自身通过努力和严谨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全靠读者/消费者来自己消化，那么对于有志于创立独立出版的有识之士来说，也未免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 《文学的独立出版（三）》中提到《橡皮2》，将之归为“北京主义/不是东西”的独立出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该文学作品合辑属于杨黎的独立出版。谬误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交叉信息过多造成的，所以作为读者要想把信息捋清，依靠的不应该是我这种观察文章的方式，而是出版者详尽的信息归类。 我手头上有一部电影DVD，李红旗2008年执导的《黄金周》，版权上署着“北京贝森文化联合栗宪庭电影基金推出”，显然这也并非所谓正规的音像产品。但导演本人拥有版权并授权了相关公司来制作和发行，这里面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在我看来这种电影作品用这种形式跟观众建立的正是一种必然的沟通，它存在的理由强悍不可动摇。 值得一说的还有，《黄金周》DVD附赠了一本李红旗短篇小说集《逼真》，这是超级值回你所购买DVD价钱的一部小说集，但显然除此之外没有渠道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仍是一次独立出版，哪怕是作为附赠品。在没有更妥当的方式看到李红旗的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你会原谅它的粗糙，倘若抱着对一本书严谨固执的外在形式要求，你会因此错过一本精彩的小说集。这跟我们探讨的更高要求独立出版读物并不属于同一层面。 更精致，更尊重自身规则和次序，一本书本来就是应该有其属于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