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者变成患者(肥子).docVIP

当医者变成患者 — 对SARS事件中医患关系的思考 2003年，我还在读初中。那一年SARS席卷神州大地，SARS 事件中的医患关系，最让人敬佩的是医护人员。一个个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倒了下去, 他们依然主动请缨, 挺身而出, 用血肉之躯阻挡肆虐的病魔。老百姓深深为他们所感动, 纷纷称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还有不少人自发地给他们捐钱、送花、赠锦旗, 或者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但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就在 SARS 事件爆发之前, 我们的医患关系还曾经相当紧张。SARS事件之后，医患关系有了一定得缓解，但近年来医闹事件的频发，人们经常慨叹看病难、医务人员缺乏温情, 甚至说某些医生道德败坏, 某些医院只知道坑人、骗钱，甚至发生了患者或患者家属砍死医生的恶劣事件，为什么两者反差会如此之大? SARS 事件究竟给我们看待医患关系带来了何种启示? 从医患关系上讲, 这次 SARS 事件有何特点? 它是凸显还是掩盖了我们日常的医患关系? SARS 事件是个突发事件, 其应对方式相当特殊, 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它有两个特点:第一, 政府埋单, 群体献身。温总理讲了, 农民治疗 SARS 必须免费; 而且, 对城里的患者而言, 是单位能出钱的让单位出, 单位出不了的都由国家埋单。由政府埋单, 这就基本杜绝了拒诊、 乱收费、 索要红包、 拿回扣等老百姓司空见惯、 同时又深恶痛绝的现象。而与此同时, 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也体现了很高的职业素质, 面对巨大的威胁,他们像战士一样冲上去的。这才使得老百姓真正自发地、 发自内心地去给医护人员捐钱送锦旗。第二, 在这次事件中, 医者和患者有一个角色融合的问题。1/ 5 的感染者是医护人员啊! 而且在事发前期, 医护人员的患病比率比这还要大很多。以前, 医者和患者是两分的: 一个是服务者, 一个是服务资源的享受者; 一个是收取服务费、 给予别人以最好服务的人, 一个是付出服务费, 需要最好的治疗的人。正如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又是病人的图姆斯所说,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上, 一个仅仅是观察, 而另一个则在体验。但是, 这一次的不幸事件把我们的医护人员推到了一个和病人共同体验疾病, 共同咀嚼痛苦, 共同直面死亡的境地，医者变成了患者。医者和患者一下子融合了起来, 我们的医生变得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 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又是医疗服务的享受者, 既是医疗规律的认识者又是道德的深化者。两者融合了, 在道德主体上融合了。这种双重体验和双重理解, 不仅仅有利于对医学规律的认识, 而且还有利于道德升华, 过去, 我们许多医生的职业生活中只有技术生活, 没有真正的道德生活、 伦理生活, 很少叩问内心, 什么是道德的纯粹, 什么是职业的崇高, 只觉得自己很平凡, 很世俗, 甚至陷入某种道德上的麻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SARS 最直接的意义是在道德上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份崇高与纯粹, 那份悲悯与敬畏, 同时对医学伦理关系中的医患角色意义, 如公正、 公平、 权利、 义务会有更多的关注。道德需要内化, 需要每一个人通过道德体验、 道德实践去领悟它, 去理解它, 然后再去实践它, 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次的 SARS 事件给医学界提供了一个体验的机会。道德的内化将令医护人员在以后的医疗过程中实现一种伦理的外达, 道德的外达, 去拯救更多的人, 去感动更多的人。 医患矛盾 责在何处？现在看来 SARS 事件还是掩盖了我们日常的医患关系。在平常时期, 为什么我们的医患关系会比较紧张?医患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既有历史遗留的包袱问题, 又有现实失措的问题。我们讲是一锅夹生饭, 哲学上讲存在着二律悖反, 一方面市场化不足, 一方面市场化太过; 一方面是纯洁的道德圣徒在无我地奉献, 另一方面是卑劣的道德小人在赤裸裸地营私; 一方面对医者的德期待高得不切实际, 一方面道德实践毫无底线, 尤其是道德自律没有边界; 一方面患者自觉权利、利益受到伤害, 怨气冲天, 另一方面医者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一方面伤害患者身心、 情感的案例层出不穷, 一方面伤害医生、 致伤致死的恶性案件不绝于耳, 这难道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吗? 显然不是, 但原因的确复杂, 你知道我们是从军事共产主义、 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在战争年代以及近一点文革时期,看病是不要钱的, 大部分城里人有公费医疗, 而农民也有合作医疗, 许多人就没有代价的概念, 生活费支出中不考虑健康的个人承担。在当时卫生资源非常贫乏, 治疗代价相当低下, 这样做难度也并不是很大。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们现在搞的是商品经济,医疗服务已经成了一种商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 医患矛盾首先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到来和医学的高度发展、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