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烟草文稿.doc

抗战时期的中国烟草 中国烟草博物馆 张雷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在中国大地上整整燃烧了十四年。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和各种形式的艰苦奋斗，终于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外商为主、民族资本为辅的卷烟工业在我国开埠城区初具规模，一些内陆地区的传统手工烟草业也逐渐转型，全国实行了烟酒公卖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各地烟厂在战火中蒙受损失，日军又在沦陷区以“军管理”名义实施掠夺，采用严格的统治和垄断政策，致使民族卷烟工业企业萎缩严重，处在崩溃的边缘。抗日战争中的烟草产业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力，经济上遭受剥削和压迫。工人们为抵抗剥削求生存，在我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与资本家展开了不屈不饶的罢工斗争。1945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民族烟业又进入了整顿恢复的曲折之路。 今年时值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循着抗战的历程足迹，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的年代，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满洲烟草公司与老的日本东亚烟草公司划分市场满洲烟草公司致力于满洲市场的开拓，而东亚则把华北地区看作它自己的独占领域。350万，40%的资本挂在老巴夺头上，日本人则实行外汇管理、原料控制、增加税收、冻结资金等方法控制老巴夺烟厂（配图1-7）。1939年，日本统治下的哈尔滨老巴夺烟厂生产的卷烟产品原料由日本人购入，生产民用烟和军用烟。产品除供给“日军”、“国军”、“御用”外，对中国民众的消费实行配给制，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民众的消费。在此情况下，还要向日本本土输出相当数量的卷烟，以补充日本国消费的不足。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统治，疯狂的掠夺给卷烟业带来的破坏何等严重。在东北以外的华东地区，如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地，日本商人依靠日本军特务部门，完全控制了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的货物及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收购销售和管理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军更是野心勃勃，一方面开始着手全面统制在华卷烟工业，将东洋叶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共盛烟草株式会社、兴亚烟草株式会社、武汉华生烟草株式会社和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6家会社合并，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华烟草株式会社（配图1-8、1-9）。 另一方面，日本和英美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伪利用其占领军势力，进一步加快了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对各地区的英美烟草实施了军管。1941年12月8日，日军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正式接管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改称日本军管理颐中烟草公司天津工厂。英国在天津的工厂、洋行、商店、仓库等均被日军接管，工人、职员均属于日军直接“管辖”之下，天津首善印刷公司成为日军管理天津工厂的印刷部（配图1-10）。同年12月，辽宁沈阳启东烟草株式会社也被日本人接管，主要领导全部被拘留，直到1946年11月12日才被释放。山东颐中烟草公司被日本军管，改名为大日本军管理颐中公司青岛事务所，生产军用卷烟。1942年3月，日军“接管”上海颐中烟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日军的掠夺直到战败投降前期仍没有退缩的迹象，1944年9月，日本人把英美烟负责销售的启东公司和老巴夺烟厂合并，改为“满洲中央烟草株式会社”，资金全部存入“伪满中央银行”，从此烟厂全为日伪服务，所有利税也全为日本人所攫取。据统计，1940年以后，输入东北的烟叶56.4%和41.3%分别来源于日本及殖民地朝鲜，而卷烟输出品的70-80%都输出了日本。其中，1944年国内卷烟向日本的输出卷烟量占年生产总量的47%，而进口几近为零，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统治，竞不惜竭泽而渔，给当时民族卷烟业带来的破坏极其严重。 （二）战火中复兴的民族卷烟业 在日军丧心病狂的侵略中，许多烟厂毁于战火硝烟，民族烟草资本家们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有的在租界区继续重建新厂，用多种形式支援爱国抵日运动，创建了不少爱国品牌的卷烟产品，他们有的内迁陪都、贵州等地另辟市场，将烟草工业与烤烟种植技术引入当地，在战火中振兴了内陆地区烟草产业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卷烟业工业公会率先派出3人参加封存日货活动，支援天津反日救国联合会工作，之后公会主席王文典与成员卞白眉被推举天津救国集金委员会保管委员（配图2-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先后沦陷，各地烟厂纷纷陷于战火之中。在上海，“八·一三”事件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