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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散记 今年7月22日至9月19日，我因交通事故致左腿膝关节（含股骨远端，胫、腓骨近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外六科7-9号病房住院治疗近两个月。其间除被担架队抬着去照了两次X片外，几乎没有下过病床。现虽仍在休养，心情却比住院期间愉快得多，故将住院期间的点点滴滴作个归纳，聊着消遣而已。 一、我们的病房有个卫生间： 我所住的病房在外科大楼的四楼，就在我住院的那天恰好电梯坏了，直到出院的时候电梯也没修好。因而，我在住院时的照片、上手术台以及进入病房，都是通过担架队、医生、护士及家属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的。 我住的病房大约有15平方米，依次摆放着3张病床和3个病人物品柜，从内到外在3张病床靠墙的一面分别贴着7、8、9这几个红色的数字，就使住在这几张病床上的人员成为7、8、9号。我住的是靠门及“卫生间”（门的对面隔了一间面积约2平方米带门的厕所）边的9号病床。7、8号病床上的病人以及进进出出该病房的各色人等都需从我的病床前经过。 我们病房除屋顶上安了两盏节能灯外，每张病床靠墙的一面还安有一盏壁灯，供病人看书及夜间输液、检查等照明用，以减少对同室其他病人的影响；在每管壁灯的旁边还备有电插板（可供病人及家属的手机充电和理疗用电）及输氧装置；对面则是两扇大大的玻璃窗，在两扇玻璃窗中间的墙壁上安放着一台21吋的彩色电视机，在距电视机左侧靠“卫生间”的墙面上还安装了空调。这样的病房在州医院要算高档的，因该院的病房大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的“老房子”，也许是为了“卫生”或节约起见，当时的设计是每层除建了一个具有许多蹲位的公共厕所外，每间病房内并未设计厕所。我们的病房之所以有厕所，是在距今大约五年左右进行改造的，但为了便于排水，只是将与厕所处于同一方向的病房增加了“卫生间”。我住的便属这种带“卫生间”的病房，而对面病房的病人及家属便只能上公共厕所。因而对面病房及过道上临时加床的病员及家属便将我们这边带有“卫生间”的病房戏称为“老干部病房”。由于条件“不平等”， 对面病房及过道上临时加床的部分病人及家属便时时派员对我们这边的病房进行“侦察”，若一旦有人出院，他们便会向医护人员口头申请或自行搬到我们这边的“老干部病房”住下来。这样的闹剧，几乎每天都会在州医院上演。 二、形形色色的病人及家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包括兴义、兴仁、普安、晴隆、贞丰、安龙、册亨、望谟八县（市）及顶效经济技术开发区，州府所在地设在兴义市，并与广西的隆林、西林和云南的罗平、富源等县接壤，因而州医院的病人也主要来源于这些地方，当然也包括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我住院期间，先后与兴义的“宋四毛”、“谭奶”，兴仁的“王姐”、“小王”，贞丰的“罗阿姨”，安龙的“王老师”、“小张”、“黄奶”等人成为同室病友。与他们同住一室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将近一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但由于我性格豁达，与他们及其家属均建立了较好的友谊。 宋四毛是兴义市安全生产监督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我住院后的第二天出的院，当时他住7床，大约30岁的样子便患腰椎间盘突出，据他说已经住了1个多月的院，他随身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没事便在电脑上看节目。他出院的时候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叫我出院后与他联系。 宋四毛出院后的第三天下午，王老师便住到7床，他是安龙县万峰湖镇的一名布依族小学教师，患的是一种叫“痛风”的疾病，据说患这种病尿酸特别高，下肢疼痛、步行困难，多次见他上卫生间都屈着背，有几次还见他提棵椅子进卫生间着扶手。他很喜欢看书，主要看的是《故事会》、《今古传奇》及笑话之类的一次性读物，他看完后会把一些好的故事推荐给我，我也会将《读者》、《杂文选刊》等杂志与他交换。他的妻子是位朴实的布依族农村妇女，与他生育了三个女孩，他们的二女儿也是位小学教师，加之刚生小孩不久及嫁得较远，故大都由他的妻子和大、小女儿轮换着照料。我与他同病室住了两个多星期，他出院的时候手写了一张包括姓名、家庭住址、座机及手机号码的“名片”给我，并叫我出院后抽时间到他家做客。 我住院后大约有个把星期的时间，8号病床都是空着的，它便成了病人家属临时休息的场所。虽然我住院的时候，家里便准备了一张躺椅为照顾我的亲属使用，但毕竟没有床上宽敞、舒服，因而负责我大、小便及擦洗身子和一日三餐的亲属们，便在这张床上休息过。贞丰的罗阿姨住到8号病床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她家来了四个人，她的丈夫、女儿和女婿都没有住处，好在她治疗的是一年前的锁骨骨折术后取钢针，大部分生活能够自理，她女儿便与她挤在一床上休息，而她的丈夫和女婿每晚都临时到外面的走廊或其他科室的病房走廊上“抢占阵地”，象坐公交车抢位子一样，只要有空的病床，便“占山为王”，能解决一晚上算一晚上。但很多时候由于病人较多，病人家属也相应增多，也许头一天晚上的“空床”，第二天一早便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