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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收入倍增计划的起源、意义与考验 　　【摘 要】 日本上一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目标，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实施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必将面临艰巨的考验。 　　【关键词】 国民收入 倍增计划 以人为本 增长方式 分配不公 　　日本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日本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与当年日本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借鉴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启动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就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收入倍增计划的起源意义与考验谈点看法。 　　1 起源 　　2010年6月，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日本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效果不错，中国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十八大则明确提出收入倍增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1960年底，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经济增长”做为手段，实现“国民增收”目的。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提高群众购买力水平，引入最低工资制，缩小收入差别，增加了公共投入，扩展社会保障，提高养老保险金与健康保险付给率，用消费革命解决产能过剩，人口失业、分配不公。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做为新经济运动在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把经济目标确定在全民收入增长上，促进劳动者素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计划的第七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实体，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稳定的中产阶级，日经225指数19年上涨了28倍左右。由民富到国强，国民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社会风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俄罗斯启动收入倍增计划也很成功。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期间俄罗斯人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条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固有矛盾，类似于当年的日本，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困惑、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化、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推行收入倍增计划势在必行。 　　2 意义 　　几乎没有人能够怀疑收入倍增的实现，但是重要的不是收入，而是人民收入，真正把人民收入倍增做为经济发展目标，而不是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目标，而不是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式，则具有划时代意义。 　　2.1 首先，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当斯大林表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是以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以高度技术做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苏联模式在创造世界经济奇迹时，是以高积累低消费模式实现的，苏联用两个五年计划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实现了工业化，37年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这种高投入模式的短期优势不可否认，但不可持续性则是致命的缺陷，由此也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与改革。 　　人是目的，增长不是目的，增长只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趋势。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正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收入倍增做为奋斗目标，会大幅度提高人民购买力，充分就业，提高人的素质，扭转多数人相对贫困化趋势（劳动收入占劳动成果比重下降），使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坚持民生优先，则体现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思想。现代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民富才能国强，民不富国难强。只有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夺利，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才能步入现代化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目标，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应该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 　　2.2 其次，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中国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影响，以高投入拉动经济，具有粗放型或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特征。在一定时期，利用举国体制能够高速发展，但不可以长期持续，该模式弊病就是：第一，效益低下，产能过剩；第二，向市场过渡中改革不到位，容易使权力商品化，导致贪污腐败与分配不公。 　　传统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在这种传统模式作用下，投资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一直在40%以上，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10年降至33.8%，远低于世界60%平均水平（目前消费水平就应该接近翻倍才合理）。近亿人下岗，但开发区还在扩张，劳动者工资水平落后于经济速度，人民消费不足影响再生产发展。中国2011年储蓄为34.4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