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附负担赠与合的含义及效力.doc

论附负担赠与合同的含义及效力 ——以我国首起助学合同纠纷案为例 周辉斌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附负担赠与/合同/适用法律 　　内容提要: 我国首起助学合同纠纷案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存在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主要原因是对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附负担赠与合同的含义和效力没有真正把握。因此有必要详尽探讨附负担赠与合同的含义和效力，分析助学合同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对我国首起助学合同纠纷案适用法律的质疑 　　17岁的小诗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父亲在车祸中丧生。由于母亲收入不稳定，使她随时面临辍学的危险。2003年11月，正在上高一的小诗在网上认识了澳门人陈劲草。陈对小诗的处境深表同情，表示愿意资助她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但是，为了确保小诗努力学习，法律专业毕业的陈劲草提出，双方要签订一份协议来相互约束。2004年2月，陈劲草和小诗签订了一份《助学合同》。在合同中约定了如下内容：“被资助人不得退学，不得拍拖，不得违反校规，不得有与学生身份不相称的行为;非经资助人同意不得工作(含兼职);必须考上本科，并获学士学位;受助人如果违约，将双倍返还所受资助的款项……” 　　有了陈劲草的资助，小诗想转学到离家较近的28中学习，但是学校需要一笔很高的赞助费。小诗将这一情况告诉陈劲草之后，陈于2004年6月给小诗寄了7000元用于转学。不久，小诗顺利转入28中读高二。当时正值暑假，同学们在学校参加补习班，小诗在学习中发现，自己学习基础较差，和同学相差较大，想重读高一，但她的想法遭到陈劲草的拒绝。此后，小诗也曾提出过更改合同，希望降低标准，让她读卫校或大专，但陈劲草不同意。 　　2004年7月，小诗由于学习跟不上，加上家中出现变故，如果继续完成学业会给本来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此外，她感觉“拿别人的钱读书压力太大”，思考再三，她放弃学业外出打工。但是，她不敢将实情告诉陈劲草，仍然以28中学生的名义给他写信。2005年5月，陈劲草打电话到学校询问小诗的学习情况，才得知小诗已经退学。陈劲草感觉自己受骗了，将小诗及家人告上法庭，要求双倍返还资助金共2.4万元。这起案件被媒体称之为我国首例助学合同纠纷案。 　　陈劲草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社会舆论对这一事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助学该不该提“附加条件”这一问题上。肯定论者认为，资助人慷慨捐出钱物，本意就是希望被资助人好好学习，完成学业。如果没有具体的协议规定，没有一个量化标准，就难以对被资助人的学习情况进行约束。付出了爱心而没能收到效果，会挫伤资助人的热情。反对论者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你资助了我就要求我怎样怎样。帮助人不图回报，不提要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资助人在资助别人的同时，最好不要提要求。比较折中的观点认为，资助人对被资助人提出要求，要考虑到被资助人的心理承受压力。被资助人生活较困难，如果又要承担资助人提出的“任务”，压力会更大，对他们也不公平 [1]。对于社会舆论争论的“助学该不该提附加条件”的问题，我国《合同法》早已给出了明确的肯定答案。《合同法》第190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这就是所谓的附负担赠与合同，在我国又被称之为附义务赠与合同 [2]，但是，所谓附负担赠与合同却有其特定的法律含义。这起助学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助学合同》究竟是否可以认定为附负担的赠与合同，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审理该案件的南宁市某法院正是以《合同法》第190条的规定为基本依据对该案进行判决的。换言之，法院认定该《助学合同》为附负担的赠与合同。法院判决认为：资助合同规定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附义务赠与合同。法官陈某认为，赠与合同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无偿合同，受赠人不应该为接受赠与而负担超过赠与价值以外的义务，从这方面考虑，对于原告要求双倍返还资助款的请求，法院没有支持，仅仅支持了他按原额返还。因此，法院最后判决：解除陈劲草与小诗签订的资助合同。被告小诗返还原告的赠与款项12000元 [3]。 　　笔者认为，从法律思维的角度看，法院判决存在几个不能自圆其说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第一，如果认定该《助学合同》为附负担赠与合同，那么，根据《合同法》第190条和第192条的规定，所产生的后果要么就是强制受赠人履行所附义务，要么就是支持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并支持其要求返还赠与财产的诉讼请求。而法院却作出了解除《助学合同》的判决。所谓解除合同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 [4]。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3条和第94条以及第96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必须符合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约定的条件或者《合同法》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