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重构试卷.doc

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一．女性神话及其双重建构 周作人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神话，认为认为周作人少时生活中所接触的悲苦女性形象激发了他同情女性、“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这里所说的少时，指的是周1901年17岁时赴南京求学以前；而悲苦女性形象，则以其“祖母”蒋老太太及杭州花牌楼的诸位妇女为代表。 这种神话不仅与研究者的学术惯性所导致的因果范式有关，也与周作人自己的回忆所导致的强大的“误导”有关，它是双重层面的神话化建构。下面我们分别来看该神话的各方面表现形式。 （一）关于祖母 周作人明确声明：其祖母蒋老太太的不幸命运激起了他为女性“奋斗”的决心。在《谈虎集·抱犊谷通信》中，周说道：“她的瘦长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虽然终于是懦弱的人，当时却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是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 为渲染其祖母形象的悲惨，周作人还在别处援引《秉烛谈·双节堂庸训》对女性苦痛境况的描述： 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治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如是，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挥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余恨。 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觉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 在引用了上述句句沉痛的叙述后，周作人接着补充说：“我读了不禁黯然，这里重复的说，于此可以见女人永劫的苦境矣。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我看上文三则觉得似乎则则都是祖母的轶事，岂不奇哉。” 周的这些回忆和陈述对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等有不小的误导作用。钱理群说道： 幼年的周作人是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的，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正是祖母的“受苦”形象……周作人从祖母“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1] 在另一地方，钱理群也对周作人女性观的形成如是说道：“对于妇女、儿童的命运，特别是妇女命运的关注，在周作人是有他个人的‘理由’的。他一再地提及童年时代所留下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2]。这记忆便是前文所说到的“祖母”的凄苦形象。 除钱理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对此也是持相同的论调，如： 以祖母的一生为代表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引起了周作人的极大关注，“我虽然终于是懦弱的人，当时却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正是出于这种决心，周作人终其一生对女性问题都非常关注。[3] （二）关于花牌楼诸妇女 这是指他1897-1898（13岁左右）时于杭州陪侍祖父介孚公时所接触到的几位妇女，包括祖父的妾潘姨太太、女仆宋妈、邻居余太太等。周作人曾写诗作文表示对她们的悲苦命运的同情。如余太太，“半生也是够悲惨的。起初她是正式嫁在山乡，照例是母家要得一笔‘财礼’，这有时要得太多了，便似乎是变相的‘身价’，结果就不很好了。过去之后不中那老姑之意，生生的把他们分离了，夫家因为要收回那一笔钱，遂将她转卖给人，便是那羊肉‘店倌’……但是‘活切头’的境遇到底不是很好受的。”[4]在《老虎桥杂诗》中，周作人关于花牌楼诸妇女的诗也充分回忆了她们的凄楚： ????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5] 由于这种在回忆中表现出的深切同情，有研究者如钱理群就认为：“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6]另有研究者对此则说：“他对几位妇女命运的同情，也许已预示了他后来对妇女的问题的关注——终其一生，他一直关注着。”[7]刘绪源则认为，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阴暗的童年”的经历，包括家境衰落的感受以及和花牌楼诸悲苦妇女的接触，“对他后来写作生涯中特别关注妇女与儿童命运，即所谓‘嘉孺子而哀妇人’，是有着直接关系的”[8] （三）诸悲苦女性形象的综合表述 把祖母与花牌楼诸妇女等形象综合起来论述她们对于周的影响，当然也是符合其逻辑线索的应有之义。陈文联、杨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