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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律师的法律英语探求之路 2010-11-2 13:16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我与法律英语的宿命因缘 　　二十岁之前，一直做着文学梦，希望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即使在梦醒之后，得知流亡法国的高行健先生得奖，心里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可见“中毒”之深。 　　中学时代，对英语没兴趣，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而已。在Universe后面标注“有你我死”以牢记残酷的“宇宙”法则。 　　高考选择专业，做诗人很浪漫，但似乎难以糊口。所以，没敢学中国文学。与文字有关的专业，还有新闻。不巧，那年是1989年，新闻是敏感专业，我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故此作罢。 　　剩下的，只有法律一门可供选择。出乎意料的是，我高考的英文成绩出奇的好，法学院的老师到我家看了看，觉得还是一个正常孩子，因此决定把我招入“国际经济法专门化班”。当时我对法律的唯一感性接触，就是在法院门口张贴的，划着红叉的，枪毙人的布告。 　　在大学里，写了很多首朦胧诗，踢了很多场足球。法律书看了几本，没有小说有意思。基本上只有到考试之前，才变得亲切起来。 　　后来，老师忽然宣布，要留在“国经班”，英语必须过六级，以符合外向型人才的标准。我说过，我是一个正常孩子，努努力，考了两次，过了六级，成绩不到七十分。所以，我是一个缺乏语言天赋的正常孩子。 　　隐隐意识到，我与英语有某种宿命联系，是在过六级之后。学了十年英语，终于解脱了。可没有英语的日子，好像缺少了什么，心里很忐忑，最后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只好顺其自然，买了一套《新概念英语》从头学起。那时，与其说是在学英语，不如说是寻找一种安心法门。 　　毕业后，在一家国营企业，找了一份汽车出口的工作。最初几次和老外打交道，如聋如哑，方知以前学的英语，是花拳绣腿的功夫，不能上台比武。 　　为了应付工作，回家拼命练听力。后来，读《楞严经》，佛说地球众生耳根最为圆通。方知，语言是要用耳朵学的。如牙牙学语的孩子，听多了，就会说，然后才是读和写。这是学语言的正途。 　　国营企业江河日下，终于决定辞职。 　　当时学佛有年，深感信仰和世俗生活的不调和，为此大为苦恼，所以一心想上佛学院深造。写信过去，答复说，佛学院只招收出家徒众。也就是说，我必须先行出家，才有入学的资格。家有父母，不忍舍离。仅此不忍舍离之心，便是机缘未熟。因此，断了此念。 　　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学过四年法律，也算是一技之长。报名参加了律考。成绩还好，通过了。这样就做了律师。 　　最初两年，跑跑腿、打打杂，写个诉状，代理几个小案子。尽己所能，为人排忧解难，也算是大乘的心态，不违佛法。可在这行越是深入，便愈感失望，原来“汝欲想学诗，功夫在诗外”。故渐渐萌生去意。 　　我本是一个好静、内向之人，不擅言辞，不忍拒绝，不喜与人争斗，此皆律师之大碍。 　　正当欲离未离之际，有朋友找来，要我出庭。这是一个必败的官司，仅做绝望之争而已。 　　没想到，这次开庭，竟是一个转折点。庭上的我，几乎与平时判若两人，那种气势、思辨和必胜的信心，连这位与我交往有日的朋友，都感到惊讶。虽然败局是意料中事，但法官庭下却对我们说：“如果像西方那样，有陪审团，你们一定会嬴”。 　　发现自己的另一面，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无论如何掩饰，在中国读书人骨子里，还是有儒家的那种悲天悯人情怀和“虽千夫所指，吾往矣”的道德勇气。中国是一个没有律师传统的国家，但却有为民请命的寒士和慷慨赴死的变法者。或许，律师作为职业，激发了这种深藏已久的入世精神。 　　律师做久了，困惑也在增加。法律的不健全，给执业带来了很多困难。甚至有些时候，竟然如什么是“连带责任”这样的问题，都很难与法官达成共识；还有在诉讼中，将行政法规当作书证承堂；更有司法解释、地方法规和中央立法不一致时，如何取舍的问题。 　　到底法律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开始学习法律英语。当时，几乎买了所有能够买到的这方面的书籍。但多是偏重于语言方面，收录的文章也不成体系，少有对西方法律的系统介绍。看了之后，总有一种如梗在喉，不得究竟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学外语，介绍来的涉外业务也渐渐多了起来。翻译合同、参加谈判、向老外提供法律建议，等等。这使我认识到，有些东西是不能翻译，也无从翻译的。法律英语的学习者，必须将法律放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去理解和认识，找到各种概念、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才能通达。 　　正当入室无门之际，认识了一个澳洲律师，因此，辗转来到澳大利亚一家法学院读书。 　　西方的法学院很难念，不但要读教材和法规，还要看大量的案例。起初满眼望去，都是生词。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养成的习惯吧，总要先把词汇、语法搞懂，再看文章。一个小时，最多读三、四页。后来为了赶时间交作业，只好速读，尽量不在脑子里翻译、少查字典，用英文学法律，而不是学法律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