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诗学价值的比较.docx

PAGE \* MERGEFORMAT 1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讨论，而西方则不同。“文”与“诗”也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本文探讨了两组重要诗学价值——“真与虚构”和“文与诗”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的存在形态。 　　 [关键词]真与虚构；文与诗 　 　[中图分类号]Ｉ０５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６３－０１０ 　 　史忠义（１９５１—），男，陕西渭南人，瑞士洛桑大学文学博士，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安外国语学院特聘讲座教授。（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一、真与虚构 　　 　　大约由于以下若干原因，中国古代诗论和文论没有引起对“真”的讨论。原因之一是，《诗经》中的“国风”、“雅”、“颂”都是当时真实社会风貌的反映，人们丝毫没有怀疑《诗经》（艺术）内容的真实性。原因之二是，老庄信奉自然，以自然为道的基本内容，这种观念不怀疑大自然的真实性，因而也无缘于从本体论角度讨论世界之真假和艺术之“真”等问题。老庄虽然都曾批评过人为之文（即人为的做作之文），但老子崇尚具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与道相合的自然之文，庄子心旌“天籁”之文，提倡“虚静”和“物化”的创作心态，说明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信奉艺术之真的。其三，孔子心系“仁政”，无暇他顾，他满目看到的都是“仁政”的实实在在的对象，所以也不怀疑世界的真实性。最根本的还是第一条原因。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问题的怀疑和讨论。西方则不同。由于荷马史诗和雅典悲剧或颂扬奥林匹亚山的诸神，或以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为对象，与眼前的社会真实和文化真实相差甚远，人们对艺术内容的真实性甚为疑惑。事实上，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先民就一直怀疑他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民间就流传着“摹仿”一说。毕达哥拉斯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现象都是表面现象，世界的本源（本原）在于“数”。柏拉图提出了后来颇为著名的“理念”说，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本源在于理念，所有事物都是对理念的摹仿，而艺术则是对理念之不完善的摹本的再摹仿。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虚假的，艺术则更虚假。由于有这种怀疑和这种怀疑的传统，因此，几乎每个时代的西方哲人都在探讨“真实”问题，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一直到海德格尔，莫不如此。笛卡儿认为“真”存在于“我”的思考之中，我若不思，则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叔本华认为“真”存在于万物的“意志”之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曾经以为叔本华“唯意志”论的“意志”是指个人的意志，万事万物都是这一个人意志的“表象”。其实，这是对叔本华学说的误读。叔本华的本意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它们的意志，意志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是决定性的因素，事物本身则是其意志的表象。如此说来，我们可以把叔本华的“意志”理解为“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错误之一，是把有机物与无机物相混淆。无机物是没有生命的。他的错误之二，是把任意一个物质（应该是有机物，但叔本华扩展到所有物质）这一整体分裂为二元结构，惟独重视“意志”而忽视物质性。有机物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机物的物质性非常重要。有物质性才可能产生其生命意志，物质是基础，也是意志的“寓所”。无此载体，意志安在？意志何以能够产生？海德格尔则认为“真”存在于“原初的存在”之中，存在于“诗”与“思”之中。西方诗学或文学作品一再直接或以象征形式和寓意形式思考并提出“真”的问题，其历史渊源是很深的。 　　在中国文论中，王充对“真”的思考建立在反对谶纬神学的基础上。谶纬神学是一种歪门邪说。王充所处的东汉时代是谶纬神学的极盛时期。刘秀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后，“宣布图谶于天下”，旨在强调天道主宰人事，君权神授，要求老百姓无条件服从，谁要反对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谶纬神学这种歪门邪说的泛滥必然引起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和激烈批评。王充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一切著作和文章的内容都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他在《论衡·对作》篇中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佚文》篇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从本体论角度讨论世界之真伪和艺术之真伪的问题，这与西方哲学、诗学和文学艺术以各种形式所讨论之“真”的性质不同。王充之反谶纬神学即是反迷信。中国的“诗缘情”传统，中国几代性灵派所提倡之“真”，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表现内心的真情实感，让人之天性自然流露，反对任何因袭模拟、剽窃仿作。汤显祖的诗文和戏曲小说以“情真”名世。他认为，只有真实的情至之语，才可成为天下之至文。他说：“世总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