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仁：学习法的一些问题.doc

张伟仁：学习法律的一些问题 推荐理由：这是一篇让人深思、亦可消遣的好文章，当为爱法律史兼治法律史者一读。张伟仁教授（1935年生），江苏吴县人，幼年就读私塾，在台湾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法律学士及政治学硕士；然后赴美国学习，先后获美以美大学比较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律科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任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环球法学讲座”教授，并曾先后担任台湾大学以及美国哈佛、耶鲁、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的教授或客座教授。 [摘 要] 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要学好法律必须先了解它所来自的社会，包括其文化传统、当前的处境及将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学习法律的人要具备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然后去探究法之精义，认清法的社会功能，才能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为社会的公平和谐作出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 法；规范；法学；法律教育；法匠；法律人 一、前言 2006年5月我到西安访问西北政法大学，见到了广阔壮丽的校区，觉得学生们在此，应该可以培养出恢宏的胸襟和志向，所以和法律系的本科生谈怎样学习法律的时候，鼓励他们力争上游，将法律学好，以后可以为国家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因为我旅海外甚久，对国内的法律教育所知有限，只能将自己学习法律的经验和想到的一些问题说出来，以供参考。 二、个人的经验 日寇侵华时期我随父母避难于苏州乡间，跟从塾师识字读书，背诵经史，历十余年。十四岁迁台，入中学，1954年毕业。当时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很久，许多人想学法律，特别是国际法，希望能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更抱着去海牙担任国际法庭法官的雄心，我也是其中之一[1]。 （一）台大法律系 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原来是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没有法科。光复后傅斯年先生自国内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来台创设了台湾大学法学院，其中包括萨孟武、陈顾远、梅仲协、林纪东、王伯琦、林彬等法学界的泰斗，为台湾的法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大法律系开设的绝大多数是狭义的法律课目，如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等。但是一二年级的学生还须修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则学、国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及外语，大约与现在国内的情形相似。一般学生的注意之点当然在法律课程，成日捧着“六法全书”和各科目的教材、书刊，像绕口令似的将许多法律术语搬弄着，觉得很是新鲜有趣。但是稍久之后，我发现所学的东西似乎与现实社会没有很大的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显然有另外一套准则在指导他们的行为，解决他们的问题，很少有人谈法律，用法律。当我提到法律里的若干规定如“夫妻分别财产制”，亲友邻居们听了都觉得匪夷所思。当时社会比较安定，重大的刑案较少。人们有了民事的纠纷大多经由亲邻和社区内的公正人士调停，很少诉诸于法，几乎没有听说闹到法院去的事。既然如此，法律究竟有多少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起“思而不学则殆”这话，便决定去找些书来看。听说有一种学问叫做“法律社会学”，但是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是一门比较新兴的东西，台大图书馆还没有这方面的书刊，只有一些日文翻译的Weber, Durkheim等人讨论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著作。我因曾经眼见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而拒学日文，无法阅读那些书，所以对于为什么法律会与社会现实脱节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另外使我对于当时台大的法学教学感到困惑的有两点：一是那时流行的“注释法学方法”将法律条文一词一句地加以注释。虽然这是研读任何专业性文书资料必须做的第一步基本工作，但是这一步只能使人懂得法律的文义，而无法使人明白为什么法律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尤其是在法律的规定似乎与实际社会生活脱节的情形，这种研讨文义的工作就更少实益了。幸好在三、四年级时我觉得这种注释已没有太大必要，但那时候又有了另一个困惑：老师们对于法律的条文往往引用了许多外国的学说加以阐述，甲乙丙丁诸说纷纭，但与中国的国情常常风马牛不相及。其说愈精，愈显得那些条文不是为中国而制订的。这一困惑在四年级时学习中西法史和中西法理之后更为加深了。许多极为博学的老师们如陈顾远、萨孟武等对此也有很多感慨。 （二）台大政研所 我的法律系毕业论文写的是一些关于国际条约的问题，内容已记不清楚，因为在三、四年级时我的兴趣已不在狭义的法律了，在应付课业的要求之外，化了比较多的时间找了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书来看。当时台湾的出版业已渐复苏，重印了许多旧书，也发行了一些新着。我读到了不少在台学者的著作（当时国内学者的作品在台湾都列为禁书），很喜欢看萨孟武老师的书，特别是若干观点新颖，分析精妙的，如《西游记与中国政治》，使我极为钦佩他对中国文化通盘、深入的悟解，所以1958年毕业后考进了台大政治研究所，主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