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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规律 工作才有效率 ——我的每天生活概括 （2006、5、7） 本报记者：“敬业奉献”一直作为美德被肯定。而从你的“责任病毒”观点看，校长如过分负责，并不是好事。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具体谈谈。 赵彬渊：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事情就向反面转化。“敬业奉献精神”也是一样，一旦过了头，也就成为“责任病毒”，会影响学校的发展。因此我主张，校长要“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很欣赏一句格言：“当官以不扰民为本。”如果校长也算一个“官”的话，就应当做到“不生事扰民”——不能因为自己太敬业而妨碍了教师们的敬业。 教师的工作，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因此，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是一项重要原则。校长和教师，各有自己的事，校长不能做不好自己的事，却干扰教师们自主地做事。 本报记者：这毕竟是一对矛盾，在实践中，校长与老师能各司其职，互不影响，真正做到，也不太容易。 赵彬渊：我以每天的生活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我的教育思想中，培养良好的习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个性，个性决定事业的成败大小”。所以，我在学校经常强调，要提高工作效率，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各种不良习惯；要改变习惯，就要改变自己每天（主要指闲暇时间）生活的内容。生活内容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习惯和个性。 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生活有规律，工作才有效率。 我的每一天都从“思考”开始，从1984年10月当上乡中心校副校长，我就开始了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主要形式是每天早上写日记和教育随笔。 每天早上4：40准时起床，先写一篇七、八百字的日记。然后5：45，和师生一起到山间公路上跑步二千到三千米。返回学校，学生早读，我则再写一篇千把字的教育随笔。 1998年10月下山后，学校没有早操，但我还是4：40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就动手写日记。如有时间就再写一篇教育随笔。 我的这一习惯已22年，真是“得益匪浅”：除写了上百本日记或教育随笔外，更大益处是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我的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和逻辑性都得益于此。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早上一个小时的脑力劳动，胜过午后三个小时。我对此深有体会。 因善于思考，我的办学思想、思路九十年代初就已形成，2000年时，已近于成熟。学校文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德育、教研和学校管理等思想都成体系，“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的理念已成为轻松的实践。 本报记者：教育思考和反思的重要性现在已成共识。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优秀教师或校长，都是思考的结果。但是思考和反思是否也是一门学问？ 赵彬渊：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每天在思考，真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几乎没有，问题首先在于思考什么。 作为校长，我思考的重点只有两个：一个是教育实践、教育现象，再则是那些为人们熟知的教育理论观点。 从我们的教育实践和现象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提炼出一个观点、理念或一种思想，或者从我们习惯了的某一理论观点中发现它的新义抑或问题，这对于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记一事，一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可以说，我所有的教育观点、理念、思想都是从思考中得来的。2001年元月，辉县市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前辈看了我的一份《办学思路》后，动情地写下了很长的批语，鼓励我：“继续实践总结，搞出‘赵彬渊教育学’。” 因为善于思考，我也发现多年来为人们深信不疑的一些教育理念其实存在着严重问题，因而我的办学实践没有受到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的影响。 本报记者：“每一天从思考开始”的确可称为“经验”，但是，每一个白天也很重要嘛。 赵彬渊：做校长，每天难免一些应酬事。好在我的助手们把大量的麻烦事替我做了，因此我每天都比较轻松自在，使我可以：“每天都抓住最关键的事情”。 每天上班后，用十几分钟时间听听个别领导的工作汇报，然后一天之内就不再过问学校的具体工作了。 每周内有计划地看上几节课，一段时间后把看课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归纳一下与教师们商讨。 每一天内都要安排时间找一两个或几个教师谈谈话，这是我几十年如一日的“重点工作”。与教师谈话，不是谈什么“思想政治工作”，而是谈教师的专业成长，谈教育思想、观念、理念怎么样转化为教育实践，谈师生和谐关系的构建，谈教育改革创新…… 每一次谈话都认真地选择对象，或准备请其提供什么经验，或准备实践某一个理念、观点，或准备培植一个某类典型，或准备经营一种文化氛围……开始时，谈话总是固定为“能给学校带来某种变化”的部分教师。后来，我教学教研特聘顾问郭日瑞先生（原市教研室主任）发现我这一特点，建议我与所有教师谈话，争取一学期或一年能与每个教师至少谈话一次。于是我便改“重点谈话”为“普遍谈话”。 可以说，“谈话”是我的基本工作方法。有的校长不理解我何以能够每接手一个学校，读书之风很快就能兴起，教育改革很快可以展开？其实我的“秘诀”就是四个字：“谈话、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