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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郭法奇 目前，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随着教育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其它教育学科一样，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些新的成果不断出现，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系统整理和良性发展的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这门学科研究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原有的基础上，外国教育史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外国教育史研究应有哪些新的变化?在教育改革面前，外国教育史研究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期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教育发展多元化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众所周知，外国教育史研究是以一定的外国教育历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它的研究又是以一定的现实社会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外国教育史研究总是一定社会的现实需要的反映，社会现实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总要规定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重点或任务，并使这些重点或任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得以体现。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便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同时，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认识也会不断更新，总会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加深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适应社会，加深对自身的认识的结果。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教育都反映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特点，以及发展的规律。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特征影响到文化教育上，也使得文化教育发展带有多元化的特征。这必然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提供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广阔的空间，形成外国教育史研究多样化的格局。同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不断分化和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综合已经成为现代科学多元化发展的总体特征，这些都提供了新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的有利条件。从目前来看，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适应的。例如，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别国的教育史，一般都以自身为基点，把除了中国以外的别国教育史统称为“外国教育史”。这种划分尽管简明，但未免太笼统了，太大了。而且，在教学和科研上，虽然主观上强调要使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范围周全，尽量避免以“欧美为中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以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为重点，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是很有限的。这种传统的，与现实相矛盾的研究格局应当改变。 笔者认为，与其追求稳妥，沿袭过去的传统，不如拓展思路，顺应时代和文化的特点，从文化和教育发展多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 从而使我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丰富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内容。例如，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我们可以开展“西方教育史”、“西方教育制度史”、“西方教育思想史”、“东方教育史”、“东方教育制度史”、“东方教育思想史”，或其它文化地区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可以开展“基督教文化教育史”、“佛教文化教育史”、“伊斯兰文化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可以有“发达国家教育史”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从地域的角度，可以有“欧洲教育史”、“亚洲教育史”、“美洲教育史”、“非洲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当然，还可以在上面划分和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类和分级的划分和研究。近年来，在外国教育史学科领域中，《西方教育思想史》等多本新著的问世，便是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当然，这种研究不仅仅是拾遗补缺，不仅仅是原有体系的扩充，而需要一种创新和突破，真正揭示和反映不同民族文化和教育的特质，并且能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总之，在现代社会，只按照一种模式或单一的格局来建构外国教育史学科或进行研究，既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学科研究的发展。只有走多样化发展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道路，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二、教育发展的互补性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人类的教育活动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处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的不同追求，因而，其教育活动的类型也是各异的。这种差异性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文化教育多元化的本质特征。同时，它也构成了各个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互补性的基础，提供了外国教育史学科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物我关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可以说，没有比较，就不能除旧布新；没有比较，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比较研究也是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研究中，每一个教育史实的分析、每一个教育思想观点的提炼，都渗透着比较思想的指导。需要指出的是，在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上，我们过去并不缺少比较的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而是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偏差。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