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群成为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docVIP

《陕西作家群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腔》评语：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　 　　2008年11月2号晚，在风景如画的浙江乌镇，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落下大幕。陕西作家贾平凹凭借长篇小说《秦腔》一举获奖。至此，连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七届茅盾文学奖中已经有三届出现了陕西作家的身影。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陕西籍作家是毋庸置疑的重量级人物。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等长篇小说是新中国建国后到文革前十七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王汶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曾经点燃过几代人的文学激情。然而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的风雨飘摇后，陕西文坛一度青黄不接、一片寂寥。 　　时间来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欣喜地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作为当时陕西省内唯一的文学杂志，《延河》承担起了振兴陕西文学的重任。时任《延河》杂志编辑的著名评论家李星回忆说：“当时为了给刊物挖掘好作品，《延河》杂志的编辑们几乎踏遍整个陕西，寻找能写的人。终于在1981年1月，推出了两期陕西作家专号。” 　　“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京夫、邹志安等这批作家、小说家全部推出来了，在全国第一次打出地域性的作家群。” 　　陕西地形南北狭长，不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气候截然区分出三大自然区域，孕育了风格各异的几个作家群。陕北的粗犷豪放、关中的深沉厚重，陕西作家们用不同的文学气质书写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和所处的时代。 　　文艺评论家李星： 　　“陕西作家好多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打出了自己的强项，就是他对农村很熟悉，最先敏锐地感受到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带来的变化，这跟陕西文学一直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有关。” 　　这是1984年作家路遥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影片开头近二十秒，一个人在荒凉的黄土高坡上锄地耕作的长镜头，形象勾勒出城乡交叉地带青年高加林不甘心被贫瘠落后的黄土地束缚，希望走出人生，走出一条人生新路的矛盾彷徨心理。 　　文艺评论家李星： 　　“中国社会变动，农村返乡知识青年已经不能忍受农村那种落后、闭塞、压抑，我在看文章时，我说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改革的一直报春燕子，他不安于现状，他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在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被各地读者争相阅读的时候，小说《白鹿原》正在作家陈忠实的脑子里无声地酝酿着。五、六年创作时间中，陈忠实写得很慢很苦闷，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交际活动，猫在西安东郊的农村老家一门心思写作。他曾经对妻子说：“这回要是弄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安息的巨作，就永远留在乡下喂鸡。” 　　这是秦腔现代戏《白鹿原》的片段音乐。故事以渭北高原白、鹿两家的兴衰为主线，讲述百年时间四代人的命运，描画了一部浩瀚绵长的西部历史画卷。1992年7月，《白鹿原》出版，立刻引来文坛轰动，人民排队购书，盛况空前。 　　《白鹿原》的成功，其实只是当年陕西文坛兵强马壮的一个缩影。1993年5月前后，《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陈海的《热爱生命》、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五部长篇巨著，先后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人们清晰地感到一股强劲的文坛疾风，正从西向东吹遍中国文坛。当时《光明日报》以《陕军东征》为题，历数了陕西作家群的实力。文坛陕军这一名词从那一天起在文学圈内异常响亮。 　　这一时期，除了长篇小说之外，陕西文学在其它领域也是硕果累累。刘成章的散文《仰望彩云》、冷梦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红柯的《春牛》、叶广芩的京味小说《梦里何时到鹊桥》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陕西作家还频频登上其他各种奖项的领奖台。 　　在文学陕军的主将中，贾平凹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剧烈变化，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和焦虑。小说《废都》恰逢其时地塑造了文人庒之蝶的形象。小说出版短短几个月之后，书中人物性格颓废的一面和小说善感的格调就引来了极大非议，一时间讨伐之声四起。　　贾平凹： 　　“《废都》的阴影一直笼罩了我十多年，你啥也做不成，只有低头在那写东西。” 　　充满灵性执着的贾平凹终于埋头写出了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秦腔》。小说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变革的艰难与悖论、农村新老两代人的心灵痛苦和生命冲突。贾平凹说，他动用了自己最后一块资源储备，为故乡竖了一块文字碑。文艺评论家肖云儒： 　　“他整个作品综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命运的断代史，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断代史。” 　　正是有了植根于黄土地的文学创作和乡土情思，正是有了直面现实问题的敏感预知和深入思索，正是有了作家在整体文学不景气之时甘于寂寞的执着求索，陕西作家用他们的文化底蕴、个人魅力和深厚写作根底，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