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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哲学思想深处的文化背景赵 林● 赵林，1954年生，北京市人，1978-1985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1996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85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二级教授，国家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文化，已出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从哲学思辨到文化比较》等个人学术专著、论文集和演讲集18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80余篇；主讲的“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等课程均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 周玄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 赵老师，您好！您早年是学西方哲学出身，但是近十多年来，您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文化方面，您能谈谈自己是如何从传统意义的西方哲学研究转向这些新领域的吗？ 　　 ● 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受青年时代的精神氛围的影响，很多人都对哲学感兴趣。在20世纪70、80年代，在较为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中，年轻人谈论哲学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谈论影视明星、网购和爱情等话题一样。1978年初中国恢复高考，我填报的专业志愿就是哲学，结果却阴差阳错地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了。从本科到硕士，读了七年历史学，直到后来考博士，才如愿以偿地师从杨祖陶先生攻读西方哲学。最初探讨西方哲学时，可以说是一种狭义的哲学研究，所做的都是一些纯粹的技术性工作，专注于具体的哲学概念和命题，很少会去考虑哲学思想深处的文化背景问题。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眼光也就从哲学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到哲学思想与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之间的现实关系。这样自然就对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背景产生了兴趣，从狭义的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了广阔的西方文化研究。 　　 当年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记得当时杨祖陶先生指导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就考虑到我对基督教的研究兴趣，建议我把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无人问津的黑格尔宗教哲学作为选题对象。后来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及其思想背景，我逐渐明晰地感受到，在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除了国内学术界以往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主线之外，还有另一条更加隐蔽、同时也更加深刻的重要线索，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从康德一直到黑格尔，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显性红线之下，始终隐藏着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这条隐性红线。在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知识论的主要问题，而整个批判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确立一种协调关系。同样，在黑格尔那里，绝对唯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运动，实现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绝对同一。由德国古典哲学再进一步向前回溯，可以发现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西方哲学史，始终都被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所萦绕。从古代的教父哲学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再到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无一不是在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中来思考哲学问题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谈到17世纪西方科学和哲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时强调，17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宗教与科学相互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以笛卡尔、洛克、牛顿等理性主义巨擘为代表的17世纪尚且如此，那么17世纪以前的信仰主义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也不过是以一种偏激的态度来处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罢了。而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在一种相对保守的文化精神氛围中产生的，德国近代文化被打上了路德敬虔主义的深深烙印。因此，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是不可能脱离当时的信仰背景来思考哲学问题的。他们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者，只需要危坐书斋面对文本就行了；他们是一些关怀时代命运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哲学思想都置根于对现实文化的深沉思考之中。 　　 从那时起，我就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在西方哲学背后，有着一个很深很广的宗教文化背景。就像研究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儒家思想文化背景一样，研究西方哲学如果离开了基督教的思想文化背景，很可能只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当然，如果只是把哲学研究当作一种技术活来对待，全部研究兴趣都局限于细琐的概念辨析和观点解读，就像一个工匠在处理钟表的游丝和齿轮等部件一样，那也不失为一种治学之道。毕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技术主义盛兴的时代，它的特点就是要把一切玄奥的和形上的学问都变成可操作、可实验的技术。但是哲学之所以叫“哲学”（philosophy），其实质就在于对某种超越技术层面之上的智慧（sophi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