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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画报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记忆 　　摘要： 　　《良友》画报作为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文化记忆的文本载体，呈现了上海时尚现代性的都市生活图景，同时建构了上海阴性妩媚的城市文化记忆特征，并成为都市现代性消费主义文化的表征。 　　关键词： 　　《良友》画报现代性城市文化记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中国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正如20世纪初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村镇，而大都市，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因此对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记忆，更多的也会以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对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物质与生活方式报道影像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良友》画报了。画报创刊于1925年，“其编辑敏感地意识到大众在日常生活层面可能需求一种新的都会生活方式，于是对此做了探索。很自然，这种需求由画报来满足是最合适的”。 　　一、文化记忆与城市文化符号 　　罗兰一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符号学与都市》(Semiology and the Urban)中指出，人类的空间(不只是都市空间)总是饶富意义的。城市的空间的确会提供丰富的符号象征，包括建筑、街道等。过去关于城市象征的记载，多以语言为基础的诗篇来呈现。从都市符号学(urban semiotics)的角度出发，科斯特(Manuel Castells)进一步指出都市空间是被象征结构化的，他认为空间(城市)的符号学阅读不单纯是对形式解码，而是在既定时势中(时空环境)，透过都市为中介，经由社会关系所产生意识形态的过程。 　　电车、霓虹灯、舞厅等，这就是提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人们脑海中通常会浮现出来的影像，这些就是我们对当年上海成为一个国际现代性都市的城市文化记忆，也可以说是集体感知轮廓的“文化想象”，这些文化记忆和想象我们从何而来，追溯其源头，即是那一时期的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的呈现。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关于文化工业的批评中所说，城市人口的迅速流动，已使城市不具有生活共同体的意义，由于缺少实质的生活意义，城市的文化反而被更精准的操控，这里操控的黑手正是那标榜代表公众的媒体。这些媒体因应城市而生，反过来又呈现了方方面面的城市文化符号、塑造了城市文化。上海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对而言是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中心，这些文化产品也就塑造出了一个所谓集体感知轮廓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 　　而对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源头可追溯至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他的《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他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回忆中去。所谓记忆的集体框架，就只不过成了同一社会中许多成员的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而在哈布瓦赫以后的学者，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综合两位学者对集体记忆的理解，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它是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固定下来的。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它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 　　二、《良友》画报作为文本的载体，再现了上海的现代性文化记忆 　　1.呈现了时尚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图景。《良友》创之始，即有其读者定位：“做工作到劳倦之时。拿本《良友》来看了一躺。包你气力勃发。作工还要好。常在电影院里。音乐未奏。银幕未开之时。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较四面顾盼还要好。坐在家里没事干。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较拍麻雀还要好。卧在床上眼睛还没有倦。拿本《良友》看了一本。比较眼睁睁卧在床上胡思乱想还要好。”从《良友》第二期的“编者按”可见，该画报已将其读者定位于日常的生活方式中。 　　《良友》试图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描画出中国新景观的大致轮廓，来传递现代性的象征。在建筑方面，有关于外国领馆、银行、美式摩天大楼、电影院、舞厅、百货公司等的介绍和图片。如《良友》以“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为题的专题，就刊物曹聚仁之“回力球的花招”、茅盾之“证券交易所”、穆木天之“弄堂”、郁达夫之“上海的茶楼”等，这些著名作家通过专题中的文章，描画出了当年上海社会的一些实况。另外《良友》也对室内家庭居室的现代性予以了呈现，如该刊第50期(1930年)“最新式住宅陈设”中就展示了典型的“现代居室”：两张带现代家居的客厅照片。其中，两张卧室的照片，尤为强调墙纸的颜色和情调；一张儿童房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