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川军如何勇猛.docVIP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60年前的四川，交通极端落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军开赴前线，困难重重。当时虽有长江通道和川陕公路，但车辆船只极少，川军出川多靠步行，长途跋涉数千里。 川军装备十分简陋，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2件，绑腿1双，单被1条，单席1张，草鞋2双，斗笠1顶。所用步枪80%系川造，质量差。 每个战士配备子弹三五十发，手榴弹二枚、大刀一把，一个团仅有几挺机枪。尽管武器装备较差，但川军在各次会战中，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特别是广大士兵，更是满怀民族义愤，冲锋陷阵，前仆后继，报效祖国。 川军第20军和第26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一片平原地带，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 川军远道而来，仓促参战，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抵挡敌进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 在延安，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 在四川，“重庆救国会”、“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自发宣誓不买日货，与日本绝交。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成都数万民众集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武装全国民众”、“严惩党国汉奸”。 抗战爆发后，四川军人更是群情激愤，纷纷请缨杀敌。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川军第41军军长孙震在重庆表态，愿率所部出川，参加对日作战。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陈执功等23名学员联名请缨参战。“学员等身为军人，痛亡国之无日，欲请缨而无路，今以最大之决心，宁愿为收复失地之抗战而惨死，不愿为带兵升官之军人而幸生”。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明确表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仍会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时，在丰台（今北京市丰台区）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的是一列列车皮，正在加紧运送日本兵。他无不激愤地写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载着日本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7月23日，中国政府获得情报，除关东军外，日本陆续开往华北的增援部队已经达到10多万人，侵入华北的日军人数全面超过华北守军。 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9天后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仪式。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宣布：“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一天后，日本宣布全国总动员，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从此踏上不分胜负不罢休的不归路。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命令川军出川，参加抗战。从1937年9月开始，川军分三路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第一路由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率领（辖第41军，军长孙震；45军，军长陈书农；47军，军长李家钰）从成都启程，徒步经川陕公路至宝鸡，然后沿陇海路东进，经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 第二路由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辖第21军，军长唐式遵；23军，军长潘文华；44军，军长王缵绪），这一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启程，乘船沿长江东下，经武汉转道许昌、郑州，参加南京保卫战。 第三路由川军将领杨森率领第20军，从贵州出发，直接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这三路参战的川军共14个整编师，20余万人。 此外，1938年春，川军将领范绍增在顾祝同的支持下，于重庆组建了第88军，开赴第三战区作为总预备队。再有独立第35旅，原系川军第20军杨森部的一个加强旅，后直属国民政府军政部，也奉命开赴前线。 日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舰，攻击的炮火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守卫阵地的川军官兵常常整连整营地被敌人的炮火毁灭。“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地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第41军、第45军将士，身穿单衣，赤足草履，一直从成都步行2000多里，奔赴山西战场。 11月的山西，已是北国冰封，寒风刺骨，将士们全身冰凉，手持一杆老式川造步枪，腰系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战况十分惨烈。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第41军代军长王铭章，奉命率部死守滕县，阻击敌军。日寇采取空军、炮兵、坦克部队和步兵联合作战的战术，轮番进攻，川军拼命死守，王铭章等3000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由于川军死守滕县三个昼夜，终于挫败了日寇增援台儿庄的企图，使友军能顺利完成对台儿庄的包围。在台儿庄战役中，川军与友军一道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坦克30余辆，缴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