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治理结及委托-代理关系下.docVIP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下 　　现在我们来讨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关系。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意味着即使奴隶主也不能无视奴隶的积极性问题(参阅周其仁1996)。但就理解企业制度而言，与非人力资本相比，人力资本的“弱势”也正来自这个“不可分离性”。正是这个“不可分离性”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解释。 　　首先，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意味着非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功能，可能被其他成员作为“人质”(hostage)，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不能被其他成员当“人质”。这一点进一步意味着，第一，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具有在一定程度对其他成员提供保险的能力，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不具有这种能力。第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 (more credible)，原因在于，如果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其他人可以将他的资本拿走，甚至以毁灭相威胁，对比之下，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违约，其他人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常言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个只有人力资本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人就类似一个没有庙的和尚，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呢?第三，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业，将成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其所有者有更好的积极性作出最优的风险决策。对比之下，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可能成为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 (plunger)，因为对一个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人来说，他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失败的成本由别人承担，而成功的收益自己占有。 　　其次，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人力资本所有者容易“偷懒”(shirk)，而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意味着非人力资本容易受到“虐待”(abused);换言之，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仅可以通过“偷懒”提高自己的效用，而且可以通过“虐待”非人力资本使自己受益。如果说人力资本所有者需要激励或监督的话，非人力资本需要一个监护人(custodian)。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负责经营决策的企业家是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剩余索取者(风险承担者)，而经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总是握有相当的“自然控制权”。 因此，保证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最理想状态是，企业家自己又是一个资本家。这就是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的原因所在。特别地，我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证明，在企业家能力难易观察的情况下，因为当企业家的实际成本是个人财富的增函数，越是富有的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越是贫穷的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否则的话，企业家市场就会被大量的“南国先生”所充斥。当然，资本所有者的这种优先权并不是某个人或政府授予的，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设想你正想当一名工人，当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同时要雇佣你时，你应该跟走呢? 　　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不一定富有，而富有的人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才能。现代股份公司可以看作是能力与财力之间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为那些有能力无财力的人提供了从事经营工作的机会，同时为那些有财力无能产的人创造了赚取“利润”的机会。当然，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这种合作是有代理成本的，但股份公司的存在本身证明，合作的收益一定超过代理成本。股份公司中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实际上就是如何使代理成本最小化的问题。这里，存在着经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与资本所有者提供资本和选择经理的积极性之间的平衡取舍。最优的安排一定是一个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剩余分享制。 　　上述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不仅不能成为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否定，恰恰相反，后者正是前者的逻辑推理。如果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可分离的，我到要真的怀疑“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了，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力资本就如同非人力资本一样，具有了抵押能力，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能更乐于领取一个固定的合同收入，将企业所有权完全留给经理人员。周其仁在其论文中显然没有能吸纳我及其他人对“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解释，所以，在他看来，“资本雇佣劳动”不过是“企业属于(财务)资本家所有”命题的一个翻版而已，而后者不过是由于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同时又是“财务资本家”而造成的一种错觉。我不认为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否定资本雇佣劳动是一个理论上的进步。至于“雇佣”一词是否恰当，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谈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一个人作为企业所有者并不意味着比不是企业所有者时的处境更好，这一点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设想由甲乙两人组成的一个“企业”，二人只在有月亮的晚上工作，其中甲在月光下工作，乙在树荫下工作，每个人的贡献不能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