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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有风险 不能短期论成败 　　今天我要讲另一类企业家，就是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做的是制度创新，今天我们企业家做的是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一些组织创新。 我们把制度企业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给我们提供经济思想，犹如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孔子、释加牟尼、耶稣、亚当斯密，这些人都可以叫做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另一类可以叫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他们是作为政治家在改变社会，好比古希腊的梭伦、伯里克利、还有中国的商鞅，是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 制度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是跟过去的行为方式发生一个决裂。对制度企业家尤其我前面讲的理论型制度企业家来讲，创新意味着什么，怎么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代替旧的价值观念，用新的行为方式代替旧的行为方式，用一种新的善恶是非观念代替旧的善恶是非观念，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认同原来不认同的东西，或者不认同原来认同的东西。好比邓小平领导我们市场化改革，我们过去不认同市场，现在我们认同市场。过去我们认同计划经济，现在不认同计划经济。未来中国好多变革，就是与这种观念的变化有关系。 举个例子。妇女缠脚，是一百多年前是比较普遍的。现在我们讲长相、身材，一百年前男人主要看女人的脚大小，脚越小越容易找对象。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这样一些人发起了废除缠脚的运动，理论上来看，缠脚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耻辱，使得我们在世界上抬不起头，并且被认为我们是一个野蛮民族。用这样的理论，梁启超号召大家废除。之后有些人就不让自己的女儿缠脚了，慢慢就普及了。这也是一个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尽管看起来大家觉得不很重要，其实很重要。 所有创新都有一些风险。作为制度企业家来讲，制度创新的风险可能更大。为什么呢？创新的制度企业家他们对社会需求判断可能并不准确，因为社会生活有太多复杂性，你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最后人家是不是接受，不一定。第二，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现实中有好多制度我们认为不好，但是没有人愿意废除它，为什么？因为废除的话就会受到别人的惩罚，或者要承担这个成本。所以很多怪的制度没有效率的制度，我们还都在按这些制度行事，这就是由于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第三，就是制度企业家之间有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判断客户的市场需求很不容易，判断未来大方向更不容易。我们每个企业家只是判断现在面临的需求，还会犯好多错误，甚至导致金融危机，要判断更长期的需求，这个麻烦就更大。 但是所有这些创新，如同我们市场中的企业家创新一样，要经过一个市场的检验。你的创新是不是正确，成功与否，要看有没有客户接受你。这依赖于你是不是满足了社会需要。制度企业家其实跟我们商界企业家一样，要对人性有一个透彻的把握。如果我们不理解人性本身，那我们很难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如果不理解人性或者理解错误的话，那他就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制度企业家。像我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有儒家孔子和墨子墨家，为什么墨家最后没有成功，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人性的判断不如儒家。儒家是一个人为中心，爱是有等级的，而墨家认为爱没有等级。从人性本身角度看—现在基因也证明人的爱是有等级的。还有制度企业家面临的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一个制度企业家，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是更为明显的一点。 制度企业家的竞争，第一个就是赢家通吃。商界赢家通吃是特例。制度企业家竞争赢家通吃是通例，比如微软平台和安卓平台之间的竞争或3G标准之间的竞争，他比普通产品更具有你死我活的特点。尤其专制制度下，这一点更为明显。如果专制制度，可能某一种意识形态强加在所有人身上，这个时候创新的人要成功就更难。第二，就是制度企业家的竞争，是长期的历史竞争。商界企业家客户都在今天，制度企业家客户是在明天甚至几百年之后。对在座各位商界企业家来讲，活着时没有成功，那就证明你已经失败了。但对制度企业家来讲，活着时没有成功不能证明他失败，可能几百年以后成功了。比如孔子，死的时候儒家并没有成功，甚至他死后几百年，秦始皇焚书坑儒，350年左右汉武帝时代才成功，过了2000年，中国文化革命时又开始反孔反儒。好多制度企业家活着时没有好下场，很多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像孔子活着的时候过得并不好，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耶稣也是被十字架吊死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要成为制度企业家，要有很强的与众不同的人生理念，一个商界企业家可能仅仅为了赚钱就能做一个企业甚至做一个大企业，制度企业家仅仅为了盈利目的，或者为了当官，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制度企业家。 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必须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有深切的荣誉感。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必须充满对人类本身的爱。这种爱可能不能用我们正常人的方式去解释，像孔子，如果孔子当时对统治者稍微让步，配合一点，可以当一个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