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中异化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docVIP

英汉翻译中异化法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 前言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是两种在实践中运用最多,也是被讨论研究最多的方法。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1]；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一、归化翻译法 　　Venuti对归化的定义是,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潮流。采用归化方法就是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归化翻译法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传递原作的基本精神和语义内容,不在于语言形式或个别细节的一一再现。它的优点在于其流利通顺的语言易为读者所接受,译文不会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其缺点则是译作往往仅停留在内容、情节或主要精神意旨方面,而无法进入沉淀在语言内核的文化本质深处[]。　　有时归化翻译法的采用也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制约,还要考虑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可译性问题。有时译者在译语中无法再现源语形象,完全抛弃源语形象又太可惜,这时一种较好的办法是: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表源语形象,用译语读者要遵从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种形象替换的归化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表达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不能再现源语想象而造成的损失。在隐喻的翻译中会遇见这样的问题,以英语成语as timid as a rabbit (or hare) 为例,不译作“胆小如兔”,而是译作“胆小如鼠”,英语中的rabbit 或hare 被归化处理为“鼠”,因为在汉语中,兔子给人的联想并不是胆小,而是敏捷乖巧的形象。中文里的一些表达方式,虽然说不上与英语完全一致,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进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处理。 [3]。 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同样发挥了旗手作用。早在 1 9 18 年，他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陈福康，1 992 : 176 ) [4] 1925 年，鲁迅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1934 年，鲁迅又几次论述了“欧化”问题，他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 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1 9 35 年，鲁迅又明确表示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必须有异国清调”。 鲁迅的这些见解具有很大的超前性，按说在当时实行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无可否认，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负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从 30 年代后期起，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 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异化翻译法 　　Venuti 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对异化的定义是这样的,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使得读者向作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力争采取相应于源语的表达方式,再现原作的风格特点与文化气息。 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读者对语言总是心存期待的,希望能在译文中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