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学裁的起源.doc

汉字与史诗、戏剧的起源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史诗？朱光潜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回答，他认为，史诗都发源于神话，而且神话是民族的婴儿时代的产物。因为“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老早就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年人的生活”。所以，中国没有史诗，“自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这个答案一语道出了神话与史诗之间的特殊关心以及中华民族在思维上的特点。但是，正如朱光潜先生同时又指出的那样，“从《左传》、《列子》、《楚辞》、《史记》诸书看，中国原来也有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了商周已成为过去”。既然曾经有过神话，即使已经成为过去，也不妨碍人们将其记录下来，因为汉字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发展成熟。于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神话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被“艺术化”而成为史诗？还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性格、宗教、哲学等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但似乎都未能穷尽这一问题的内蕴。 其实我们之所以对中国汉语言文学没有史诗深感不解，主要是已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比较中突显出来的问题。那么，沿着这条思路，我们自然会追问，中西文明在其根源之处最重要、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呢？于是我们的目光就深入到了一切文明的摇篮——文字中去了。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人首先学的是符号，其次是观念，再次才是真理本身。”这就是说，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是语言给予人类思想的特权，语言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式。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的最深层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特点，正是汉字与世界上所有正在使用的文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汉字无疑是世界上仅存的仍然保有象形特征的文字，汉语的语法关系和语义表达方式都大大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汉字、汉语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指出：“汉字凝结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心理积淀，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结成了血肉难分的联系，是中国文化的焦点和灵魂。”“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艺术创作、阅读定势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汉语既成全又限制了中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本文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汉字为切入口，来探讨汉字和中国文学体裁之间的复杂关系，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学史都以富有神话色彩的史诗开端，而中国文学史却以现实感很强的短篇抒情诗揭幕？为什么中国上古的巫术仪式没有演化为类似希腊悲剧和印度的《沙恭达罗》那样的戏剧形式？ 一、汉字与史诗的匮缺 中国文学史总体上来看，反映了极端的“务实”和极端的“尚虚”这两个方面。中国文学的“务实”首先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文学从起源之初就较少受到神话传说的影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实用理性色彩。其次，中国文学由于自觉的文学意识的发生大大落后于自觉的历史意识，所以它一开始就身份不明，和历史纠缠不清。中国文学“尚需”的成分主要表现为它在形式上以抒情诗歌为主题，少叙事性作品，但是这种“虚”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因为在“文以载道”的观念指导下，抒情诗也是具有实用功效的。 具体来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诗经》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的《黎俱吠陀》、犹太民族的《旧约》等具有鲜明神话色彩的作品产生于大致相近的年代。所不同的是，在我国的《诗经》中，神话色彩异常淡薄，无论是民间的国风，还是宫廷之音、庙堂之音，都极少具有神话色彩，而“北方的其他著作，也较少涉及神话”。相比而言，南方的楚文化较多受到神话的英雄，但是“除了《楚辞》中的《九歌》之外，南方的著作也不过引用神话作为抒情或说明事理的材料”，并无神话传说的特殊虚构色彩。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我们古代的神话传统异常贫弱（主要是指汉民族）”。我们或许曾经存在着的早期神话传说没有被先民完整地记录下来，只有少量片断性的文字记载。 与这一点相反的是，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学起源上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历史意识的早熟。荷马史诗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人看成是他们远古的历史，所以他们把史诗所反映的时代称为“荷马时代”；希伯莱人也只能够从主要是神话传说的、文学性很强的《旧约》中追寻他们祖先的遗迹。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虽然早就有编年史，但他们不能区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把“众神的行为”及“他们在人间的使者、牧师和神人合一的国王”，当作历史的内容，这里显然把历史和神话混为一谈。即使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看来，历史也与“故事”不无关联，他的叙说中仍然保留了“神灵对尘世的干预”等一类事情，从而决定了“他未能成为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简而言之，把神话传说和富有神话色彩的文学作品追认为历史，将历史神话化，充分反映西方文明中历史意识晚于文学意识而产生。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上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