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哲学经典的释问题(以庄子为例).doc

浅论哲学经典的解释问题 ——以《庄子》的解释为例 韩林合 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逻辑哲学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37页）中，笔者曾经写道： ……既然达于对TLP【即《逻辑哲学论》】的完全正确的理解不可能，那么解释者也就只能满足于各自从自己的解释框架或“先入之见”出发所给出的“一隅之见”。在笔者看来，在进行这样的解释或“理解”时，最低限度说来，我们需要遵循如下几条原则：完全性；系统性；一致性。首先，我们要将尽可能多的、甚或全部相关内容纳入到我们的解释系统中。此即所谓完全性原则。其次，要尽可能使这些内容出现于一个层次分明的展现或论证过程之中，而不是把它们单纯地堆放在一起。此即所谓系统性原则。最后，要尽可能地避免自相矛盾。毫无疑问，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作为解释者我们不仅需要明确地指出它们，更需要合理地排除它们。此即所谓一致性原则。除如上原则之外，笔者在解说中还遵循着所谓独立性原则：在所有问题上都尽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成说──除非其完全可信。 现在，我愿将上面段落中谈到的几个原则——我现在更愿意将其中的“独立性原则”改称为“创新性原则”——当成哲学经典的一般性的解释原则。在本文中，我以《庄子》的解释为例来对它们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 一、完全性原则 首先来谈一下完全性原则。对于一部哲学经典，如果我们只是感兴趣于其部分文本，那么解释起来似乎要容易一些。但是，事实也并非尽然。因为部分文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体文本的意义决定的。这样，如果对于整体文本的意义没有很好的把握，那么部分文本的意义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把握。因此，面对着一部哲学经典，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对其整体文本的意旨先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过，完全性原则对于某些哲学经典似乎不太适用。比如，《庄子》似乎就提供了这样的特例。我们知道，《庄子》是由内外杂篇构成的。很早就有人（比如苏轼、焦竑、王夫之、屈复等）怀疑外杂篇中的一些篇章，甚至于整个外杂篇，不是历史上的庄子这个人写的。一些解释者更根据如下语言和历史现象断定内篇必定早于外杂篇，而且只有内篇才是历史上的庄子写的：（1）一般来说，汉语中复合词的使用在时间顺序上总是后于单纯词的使用；（2）“道德”、“精神”、“性命”等复合词只出现在外杂篇，没有出现在内篇，而相应的单纯词“道”、“德”、“精”、“神”、“命”等则大量出现在内篇；（3）战国中期《孟子》以前的各书中都没有这三个复合词，而战国期《荀子》以各书中这三个复合词，庄子恰巧是战国中期的人显然，这种论证方式是有问题的。首先，“道德”、“精神”、“性命”等复合词只集中出现在外杂篇中的少数篇章之中，而在其大多数篇章中只有相应的单纯词出现，而且在一些篇章中甚至都没有相应的单纯词出现。这样，上述论证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次，即使假定在汉语中复合词的使用在时间顺序上总是后于单纯词的使用，特别说来，“道德”、“精神”、“性命”等复合词的使用后于相应的单纯词的使用，如下结论也决非是必然的：不使用这些复合词的《庄子》内篇必定早于部分使用它们的外杂篇。因为即使在其写作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些复合词，相关的作者还是可以偏爱如下做法：只使用相应的单纯词来写作相关的内容，而不是相反。比如，常常被看作成于战国后期、甚至汉初的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章并没有使用这些复合词。再其次，即使假定庄子是战国中期之人，再加上上述论证的其它前提，我们也得不出内篇必定是历史上的庄子写的这样的结论，而至多只能得出外杂篇中使用了这些复合词的篇章不是他写的这样的结论。实际上，甚至于这个结论也不能必然地得出，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假定，外杂篇中使用了这些复合词的（部分）篇章是庄子晚年的作品。我们知道，晚年庄子大致与青年荀子同时，而荀子已经使用了这些复合词。最后，与外杂篇一样，内篇之文风、构成、来源也极为复杂，决非像有的解释者所说的那般文风一致，也非那般结构严谨，更非那般来源单一。实际上，即使在内篇的同一篇之中，前文与后文的文风往往也区别甚大，内容上往往也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来源也极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内篇也不太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人写定的。不过，现在我们假定历史上的庄子撰写了内篇的全部，而且他仅仅撰写了内篇，外杂篇全是后人写的。这样，一些解释者的如下做法似乎就有了充分的根据：仅仅解释内篇，而不去关心外杂篇。显然，如果一个解释者坚定地认为只有内篇是历史上的庄子写的，而且他只关心历史上的庄子写了什么，坚持什么样的思想，那么他只解释内篇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样的解释者往往同时还坚持着如下偏见：只有他们的做法才是适当的，绝对不应该将解释的关注点扩及《庄子》全书。我认为，这样的偏见是不可取的。诚然，《庄子》这本书毫无疑问历经了非常曲折的成书历史，作者肯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