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存的管理体制下，文物旅游景点（或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是由.doc

文物保护与旅游产业化：不完全合同理论 程子建，钟笑寒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的权衡取舍是涉及文物的旅游业（即文物旅游）的核心问题。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利用不完全合同理论，构造模型分析了两种典型的文物旅游管理体制——企业经营和事业单位经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的开发程度大于社会最优，事业单位开发程度小于最优。但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保护程度都小于社会最优。最优的管理体制取决于两个因素——开发收益性及文物脆弱性。当文物脆弱性和开发收益性均较大时，最优体制选择偏向事业单位，反之则偏向旅游企业。本文的结论对于目前的事业单位“产业化”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不完全合同；文物旅游；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 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 前言 近年来，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我国的旅游业正在飞速发展。1994年以来，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2年已经上升到5.36%。2005年，国内外旅游总收入达7686亿元，同比增长12.37%。我国的旅游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05年，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将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或优势产业（吴仪，2006）。旅游资源是一个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基础，而文物古迹作为重要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文物资源禀赋和开发程度都对当地的旅游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冯俊新等，2006）。但是，因为过度开发或游客过多造成文物损坏的报道也屡见不鲜，由于文物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种损害造成的社会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在长期也会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如何更好地加以平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文物旅游（即涉及到文物的旅游产业）的管理体制如何建立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同的管理体制可以给经营者以不同的激励，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在实践中，为了更好的开发文物旅游景点，许多地区尝试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来经营文物旅游景点，在原来单一的事业单位管理机构引入旅游开发的激励，例如建立相对独立的部门负责旅游开发和经营，甚至在体制外招商引资，引入外部企业。在理论上，文物旅游景点是否适合由企业经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些学者强调应当注意到文物（或遗产地）的经济资源属性，必须按照市场方式推动遗产资源的开发和经营，提出可以将经营权转移（王兴斌（2002），苟自钧（2002））。还有些学者强调文物资源的非经济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反对经营权向企业转让，指出拥有开发经营权实质上改变了文物资源的公有产权性质，且会对文物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认为应由国家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张晓（2001, 2002），郑易生（2001））。 本项研究针对这一基本问题，探讨文物旅游业的不同管理体制对于实现保护与开发之间最优权衡的影响。我们引入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分析框架（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88）；Hart, Shleifer and Vishny（1997）），集中讨论两种制度安排，即：企业经营与事业单位经营。这里，事业单位经营是指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文物事业管理机构经营文物旅游事业，而企业经营是指政府将文物经营权交给企业。 表面看来，这两种体制具有巨大差别，政府显然在前一种体制下具有强大得多的控制力。但经济学的完全合同理论并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无论由事业还是企业单位来经营，政府都需要与他们签订合同，尽可能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合同理论认为，只要合同是完全（最优）的，也就是说，能够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见，并用相应的条款加以规定，则无论由事业和企业单位经营，只不过是签订合同者身份的差别，实际上签订的是相同的合同，经济后果也都是一样的。 与之相反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认为，这种完全的合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有限理性、专业条款的不可验证等造成的（Hart and Moore（1990）；Hart and Moore（1999））。如果合同不完全，就需要预先说明，当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出现时，究竟由谁说了算，也就是所谓的“剩余控制权”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管理体制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规定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的不同规定，对于当事人的激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不同管理体制的社会福利。在文物旅游的问题上，如果文物由企业经营，相关旅游经营设施由企业提供，则企业拥有对这些设施的剩余控制权；如果文物由事业单位经营，则相关设施属于政府所有，政府拥有相应的剩余控制权。而不同的剩余控制权，对于经营者的在开发与保护上的激励是不同的，导致的社会福利后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