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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来捍卫道德 　　如今，人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把基本的道德素质都抛弃殆尽了。要如何提升社会道德呢？有人说要靠舆论宣传，有人说要靠言传身教，有人说要靠信仰指引……可是，当有人提出要用法律来捍卫道德时，不少人却嗤之以鼻，法律是惩治罪犯的工具，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还远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我们怎么能动用法律来保障道德？比如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但有人捡了钱不交还失主或交给相关机构，我们就要用法律惩罚他吗？ 　　拾金不昧可奖励 　　其实，用法律来提倡“拾金不昧”，还是挺管用的。 　　在我国，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大人就会向他们灌输拾金不昧是一种优秀道德品质的思想，“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的手里面”也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歌谣。可是这种教育在现实中似乎没起到太大作用，当人们真的捡到钱或一些财物时，感到自己“交了好运”，将之归为己有的人远比找寻失主的人多得多。 　　这说明，仅仅靠教育来提升道德水平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一方面用法律来制裁那些拾到财物拒不上交者，另一方面奖励那些拾金不昧的好心人，恐怕更能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根据2004年的统计来看，日本人报失了740万件物品，而由拾金不昧者上交的物品数量更是高达1070万件，其中包括33万部手机、73万个钱包、132亿日元现金等等。上交的物品远远超过了报失的物品数量，这意味着有人丢了东西都懒得报失，但拾到者仍然热心地交给了失物管理中心。由于每年拾金不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日本的失物管理中心根本无力保存那么多失物，迫不得已之下，日本内阁只得修改了相关法律，将政府保存失物的期限由6个月降低到了3个月，还将走失的宠物划出了“失物”的范围。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做到如此拾金不昧？真是他们的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比我们高吗？事实却并非如此，只不过是日本详细地将拾金不昧的奖惩都写进了自己的法律，让日本人在遵纪守法的同时，博得了“素质高”的雅誉。 　　早在公元718年，日本的一项法律就规定了人们捡到失物、动物甚至仆人都必须在5天内交给政府，失主可在此后一年内认领；18世纪时，为了鼓励人们拾金不昧，政府明确规定，拾金不昧者可要求获得相当于丢失物品部分价值的酬金，同时规定不上交失物者将会受到惩罚。又经过了几百年的调整，现在，日本法律明文规定，捡到失物必须在7天内上交；若捡到现金，拾到者可获得5%～20%的酬金；若3个月内失物无人认领，则自动归捡到者所有；但是如果拾物者7天后才上交失物，将失去获得奖金和失物所有权的机会；不上交失物则被认定犯有盗用罪，未来在求职、办理证件等各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很多中国人根本看不上日本的做法，认为捡了东西还管失主要钱，把一件明明很高尚的事情弄得庸俗了。但事实却表明，用法律机制保障道德，比我们的“凭良心”无疑有用得多，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有奖有罚，人们的行为自然就会按照这一标准进行，人们的行为合乎了道德的标准，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也就提高了吗？ 　　见死不救要惩罚 　　“见义勇为”是优良的社会美德，可如今见义勇为的事迹似乎越来越少，有关群体冷漠、见死不救的报道却屡见不鲜。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轧，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我们的社会中为什么见死不救的现象这么多呢？按照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是人们都应该见义勇为吗？而且，大多数见义勇为并不需要人们付出太大的代价，而是仅仅需要拨打一下110、120就可以了，可人们竟然也不愿意去做，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对很多“见死不救”的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当这些人在剖析自己的内心想法时，都表示自己害怕被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讹诈，干了好事反而被赖上，最后还要自己赔上一大笔钱。这种想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社会上这种“碰瓷”事件也确实是屡见不鲜。既然没法律规定见死不救犯法，救人还有可能要冒被碰瓷的风险，人们又何必要见义勇为呢？ 　　那么外国人对于见死不救是怎样的态度呢？在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如果有人故意见死不救，就会直接触犯法律规定而被判刑。比如意大利《刑法》规定，见死不救都要被判处一年以下监禁或2500欧元的罚款；德国《刑法典》则规定，遇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有急救可能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限制自由刑或罚金；在法国的《刑法典》中，设有“过失弃助罪”、“见死不救罪”等罪状，一旦触犯均将处以5年监禁与7.5万欧元的罚款；美国的部分州法则明文规定，发现他人受伤而不打“911”求救，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那么，外国人就不怕遇到“碰瓷”吗？还是说外国根本就没有这种“碰瓷”现象呢？其实这种事并非中国所独有，外国也时有发生。2004年时，美国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