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与刘希夷七言歌行之比较.docVIP

“初唐四杰”与刘希夷七言歌行之比较 　　摘 要：虽同为初唐诗坛上七言歌行的代表诗人，但通过比较，笔者发现“初唐四杰”和刘希夷的七言歌行在诸如诗歌风格、转韵方式、典故的运用、诗歌篇幅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初唐四杰 刘希夷 七言歌行 　　在初唐诗坛上，“初唐四杰”和刘希夷的七言歌行是初唐歌行体的突出代表，然而，由于个性禀赋、人生阅历、审美取向等不同，其七言歌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一、七言歌行内涵之界定 　　歌行，是人们常用的一种诗体名称，但它的内涵至今仍然很模糊。明胡应麟《诗薮》曰：“七言古诗，概曰歌行。”[1]明钱木庵《唐音审体·古诗七言论》云：“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分乐府、歌行为二。”[2]清薛雪《一瓢诗话》：“放情曰歌，流走曰行，兼曰歌行。”[3]但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七言歌行与七言古诗的区分。关于这两者的关系，评论家一直有不同的意见：胡应麟认为七古就是歌行，虽又作了一些说明，但仍不清晰。高棅《唐诗品汇》和沈德潜《唐诗别裁》评选唐诗时将七言歌行都纳于七古之下，未曾区别说明。但也有要求明辨七言歌行与七言古诗的，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言：“歌行则放情长言，古诗则偱守法度，故其句语格调亦不能同也。”[4]若细究，二者确有不同：“七言歌行出自乐府，而七古则是七律产生之后别立的诗体，两者渊源不同；就体式的主要特征而言，七古要求与七律划清界限，而七言歌行为了适宜歌唱，有意追求声韵的和谐；从文学风貌来讲，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七言歌行则是婉转流丽、纵横多姿。”[5]二者的区别是明晰的。综上所述，七言歌行有着以下特点：出自乐府，句数不定，每句字数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句，配乐歌唱，声韵和谐，风格婉转流丽。 　　二、“四杰”与刘希夷七言歌行之存诗概况 　　《新唐书·文苑上》载：“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6]据现存诗来看，王勃也有歌行体，唯独杨炯没有歌行传世，所以，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是将卢照邻、骆宾王和王勃的歌行体与刘希夷的歌行体进行比较，但为了方便起见，也是出于习惯，故拟称“四杰”之歌行体，在此说明。“四杰”的歌行体现存诗有：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失群雁》和《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从军中行路难二首》、《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和《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王勃的《临高台》、《采莲曲》和《秋夜长》。 　　关于刘希夷，据《大唐新语》记载，他“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7]刘希夷的诗歌均为古体诗，其中七言歌行成就最高，有《江南曲》八首中的第七首和第八首、《捣衣篇》、《公子行》、《代悲白头翁》、《洛中晴雨送殷四入关》、《独鹤篇》及《北邙篇》，《死马赋》虽以赋命名，但也是七言，风格更似歌行，故暂定其为七言歌行。而《江南曲八首》中的第六首和《代秦女赠行人》是杂以五、七言的歌行体。 　　三、“四杰”与刘希夷七言歌行艺术风貌之不同 　　“四杰”和刘希夷的七言歌行是初唐歌行体的突出代表，就两者七言歌行艺术风貌的不同之处从以下几方面作一个较详细的分析。 　　其一，“四杰”的歌行受汉赋影响明显，不仅好用赋法结构，而且吸收赋之铺张扬厉之能事，使得其都市题材的歌行辞采富丽、气势雄浑；刘希夷的七言歌行受乐府民歌影响较大，语言清新自然，风格清婉柔丽。 　　《两都赋》、《二京赋》是汉赋中写都城的名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在继承这一主题的同时，在谋篇结构和艺术手法上也颇多受汉赋影响。《长安古意》篇首“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描写长安街道的繁华热闹、宫殿的富丽堂皇、各个阶层生活的多姿多彩，而篇末则反写悲凉——“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露出劝百讽一之意。在艺术手法上，吸收赋之铺张扬厉之能事，极力地铺张描摹。如《帝京篇》中写长安的景色，诗人分为远景、近景，作了详细的描写，极尽铺陈：“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先给我们展示了帝京长安的宏观图景。“桂殿嶔岑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又对这座皇居作了更为细致的刻画，使人感受到了帝京长安的壮观、气度不凡，也仿佛感受到了皇帝的威严与尊贵。正是因为这种以赋为诗的写法使得“四杰”的都市题材的歌行辞采富丽、气势雄浑。 　　刘希夷《江南曲》、《捣衣曲》俱是乐府旧题，《乐府解题》曰：“《江南》古辞，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