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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识”与“共赢共识” 　　核心提示：在一个城市群里，合作优于竞争；而在各城市群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如何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如何形成多方共赢的联动机制，这是区域发展的难点和重点。 　　一年一度的春运落下大幕，大批民工搭乘南下北上的火车，再度回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 　　“倘若长江中游地区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消化这些劳动力，将给区域发展带来巨大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未来的稀缺资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凝聚共识至关重要。 　　侯永志进一步阐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一是能整合区域内的生产要素，使其能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流动；二是理论上还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三是可带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分工，避免产能大量过剩、同质化竞争。就目前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已出现一些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这需要有一个凝聚力强的组织来攻坚克难。 　　区划壁垒 　　侯永志所指的壁垒，首当其冲的是行政区划。 　　我国的行政体制决定了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区域行政划分。由于地方领导政绩的考核以行政区域为界，地方领导人往往过分注重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忽略与其他城市的配合。这种做法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造成重复建设以及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公认的三大经济增长极中，受行政区划这一问题困扰最深的当属环渤海湾城市经济圈。 　　纵观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经济圈发展，其主要扮演的角色是承接珠三角、长三角产业转移，驱动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极为相近，研究环渤海湾经济圈当前面临的问题，对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环渤海湾经济圈很早就提出了经济一体化战略，但时至今日，其一体化仍然不尽如人意，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层次、区域市场化程度还是区域内部的融合度，都远远落后于前两者。 　　“现在京津冀三地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之间的阻碍，影响了转化与扩散。”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 　　长期以来，京津互相竞争，过分考虑自身发展，忽视合作共赢，对周边城市发展考量较少。北京首钢的搬迁是区域内缺乏合作的典型教训。 　　首钢作为年产值数百亿元的大型企业，受环境影响不得不搬出北京。当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是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的曹妃甸，在异地另起炉灶；第二种是与唐山市合作，因为唐山市已有实力雄厚的钢铁企业，如果把首钢与唐山本地的钢铁产能整合，将达到较好的规模效应。两种方案遴选，最终的结果是，北京将首钢整体搬迁，与唐山合作的方案未被采纳。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由此造成曹妃甸环境负担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早有学者提出，应在现有的行政区划条件下，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使各省市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遗憾的是，这种想法多年来未能转化为现实。 　　近年来，京津冀的地方领导频繁互访，就生态治理、经济发展等共同问题进行磋商，但仍未有实质性突破。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分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合作。 　　“错位”发展 　　长江中游各省份产业结构相似，互补性不强。翻看各省发展规划发现，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汽车、建材等传统行业在大多数省市均被视为支柱产业。 　　类似地，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也被各地区追捧。以生物制药为例，武汉、长沙、南昌三地都建有国家级的生物产业基地，竞争性强，互补性弱。 　　“根据我们的研究，趋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现象。从大的产业结构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肯定会趋同。”魏后凯分析说。 　　他认为，产业结构趋同并不意味着产业分工就弱化了，因为产品是不一样的，产业链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产业分工也在不断深化，所以不能简单地看这个问题。 　　如何化解产业趋同的问题，魏后凯提出了“错位”的概念。第一是部门之间的错位，即各地发展不同的产业部门。 　　第二是产品之间的错位，比如汽车制造业，有一些是做组装，有一些是做发动机，有的可能是做卡嵌，这是产品之间的错位。 　　第三是功能的错位。大家可能都在发展同一产品，但是所处的产业链阶段不一样，从总部到研发，从零部件到组装，再到市场的营销，这条产业链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总部可能建在北京，研发可以在湖南大学，加工制造组装可以到株洲，零部件可以放湘潭，营销设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这样的产业链更完善。 　　侯永志提出，在产业布局方面，区域合作组织应深入研究，根据合作各方发展的基础，制定出总体的规划，如各自的主体产业是什么，落到不同地区的主体产业又是什么，这些都需探索。像武汉、合肥两地，可以发展一些高精尖的产业；像长沙等地区可以发展高端制造业；像江西等资源比较丰富地区，可以发展一些资源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