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南背北：中国明的方向系统.doc

面南背北：中国文明的方向系统 生活中某些最习以为常的普通事物，也许和我们所属文明最根本的地方相连。汉语中的方位词及其所带来的一整套观念，就是这样一类事物。“东南西北”、“面南背北”作为方位描述，是操汉语的中国人最普通的词汇，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但这背后隐藏的却是中国文明在宇宙论上的独特性。 一、没有方向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东南西北”这样对空间的四分法并非一种必然。人们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来指示和组织空间的，而且它需要发展一种高度抽象的观念——因为“东南西北”的方向实际上并非一件实际存在的物品，它并不以实体的方式存在，而只是人们脑中的一种意识。很多语言中根本没有这类看起来是最基本的词汇——中国南方各族之中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以壮侗语族为例，壮、布依、侗、仫佬、水、毛难及临高话这七种语言中“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词全都借自汉语，只有傣、黎两种语言中显示还有本源的词汇；与此适成对比的是，“中”和“前后左右”这样的概念它们大抵并未采用汉语借词[1]。在南岛语系的台湾高山族语言中，邹、邵、沙阿鲁阿、卡那卡那布四种语言完全没有四个方位词，赛德语则只有“东”、“西”概念而无南北概念[2]。同样地，通常认为属于苗瑶语族的苗语，也“没有表示东南西北方位的位置方位词”[3]，而以语言学上所称的“方所题元”来表达空间位置、处所、方向等[4]。孟高棉语族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即方位名词中只有中、左右前后上下，无东南西北概念[5]。 藏缅语族中这一现象内部差别很大。景颇语中“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均非单纯词，而是合成词，如表“东”概念词汇本义为“天刚出现的一方”，“西”则为“天黑的一方”；“南”本意是“横向位置”，“北”则为“纵向位置”[6]。藏缅语亲属语言中方位词有三种情况：如藏语四个词都和汉语一样用单纯词表达；其余语言中“东、西”通常用“日出、日落”表示；“南、北”则较复杂，或借自汉语（哈尼、普米语），或以水头、水尾表示（彝、独龙语），或无之（羌语）[7]。这其中给人的启发是：“东、西”概念因为太阳位置的存在，通常早于“南、北”概念产生，哈尼语和普米语言中只有“东、西”，“南北”则使用汉语借词[8]。 与“东南西北”方向系统差别最大的则是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各语言。操这些语言的人生活在横断山脉地区，周围环境沟壑纵横，因此他们发展了一套高山河流作为定向标准的方向概念。以羌语业隆话为例，“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明确的东、西、南、北等方向概念，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在动词前面加不同的前缀来区分不同的方向。……在业隆人的思维习惯中，有三个定位系统作为人们日常动作行为方向的参照，这三个系统分别是地势、河流和太阳。”[9]在他们的语言中加趋向前缀ko-向里/向东/向前；趋向前缀ni-表向外/向西/向后。这种动词前加前缀式趋向范畴的语言，国内藏缅语中有羌、普米、嘉戎、道孚、却域、扎坝、贵琼、木雅、尔苏、纳木兹、史兴等羌语支语言和藏语的部分方言，都在川西-滇西北一线的横断山区。在这些语言中，“表示以日出、日落为定向标准的东西南北等方向概念的方位词都是借词”，如木雅语“东南西北”借自藏语，羌语则借自汉语[10]。 这些甚至不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现象。贵州、云南操汉语的人群在生活中也很少使用“东南西北”的方位词[11]，中世纪法国南部山区的人们也不依赖这四个方位来辨识空间：“雅克·富尼埃的宗教裁判记录簿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太阳升起和太阳落山的方向以及东西南北等字眼，可见蒙塔尤的农民不使用这些词语。”（《蒙塔尤》页443）诚如民族语言学研究权威戴庆厦先生所言：“一种语言方位词具有什么特点，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特点以及认识特点等密切相关。分析方位词的特点，不仅能加深对名词的认识，而且能从方位词的背后看到一些文化现象。”[12]一个不使用这类方位词的人群，对空间的认识必然与明确依东南西北确定方位的人群有着相当不同的宇宙观。 二、面向东方 且设想一下远古人在大地上游荡时的那种孤独：他/她需要一个精神支点，以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点来组织和认识在他/她面前展开的整个世界。根据历史学、语言学和神话学的分析，远古人通常是将自身及自身所处的位置设想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在定居文明中，他所居住的村庄常常就是一个宇宙的神圣中心，人们在那里借以和神灵沟通。 在有方位概念的语言中，方位总是“东南西北”四分的，那么为何总是四个方向而不是三个或五个呢？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又在西方落下，其轨迹构成一条笔直的轴线，当一个人面向太阳而立时，他背对西方，而伸出左右手则分别指向北方和南方。一个平原上居住的人，这一十字交叉的维度最自然地适合他的空间想象和自我定位，也为他组织空间提供了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