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词类活用现象.doc

词类活用现象浅析 襄城县教研室 赵红飞 摘要 词类活用是传统古汉语语法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理论，也是理解文言文的疑难问题。首倡“词类活用”说的是陈承泽先生，其后“词类活用”说的研究蓬勃展开，逐渐深入。然而“词类活用”说各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有很大局限性，众说纷呈，说法不一。其根本原因西洋语法不尽适用于古代汉语语法。词类活用作为一个语法理论，我们必须确定一个严谨的原则来认定，否则，一方面，我们研究起来，容易陷入误区，造成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中学教学过程中，老师们莫衷一是学生越学越糊涂。原则的确立与操作对研究者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并且词类活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又很不容易把握。词类活用具有很重要的修辞功能，并且其修辞功用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词类活用现象，应受到特别重视。 关键词 “词类活用”说 缘起 局限性 造成根源 认定原则 修辞功能 一、“词类活用”说的缘起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言语中的词随文异用现象较为常见，在古汉语中，这种现象更为盛行。同一词（在古汉语中成为字）在不同句子或同一句子中的不同位置出现即在不同语境中运用担当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句法功能。然而这种灵活运用缺乏形式标志，也就是说人们很难从它本身的形式上来认定它的词性、功能。人们只能从它使用的具体情况从意义层面来意会。这种现象让许多试图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认识、研究它的学者一筹莫展：汉语语法的奠基者—马建忠先生曾试图借用西洋语法的研究方法来认识、研究古代汉语，他按照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强行给古汉语的“字”归纳词类并分析其语法功能，然而他也意识到了这种方法不尽适用与汉语，他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如何耳”。［１］ 黎锦熙则说的更彻底，他明确指出：“字贵在品”，应“依句辨品”，“离句无品”。［2］然而，为了尽量使汉语更适合于西洋语法规则，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提出了“字类假借”说来补救汉语语法体系中字（词）类划分的不足。 陈承泽不同意马氏的“甲类词假借成乙类词”的说法，他在《国文法草创》中提出了“词类活用”说。他说“凡字一意只有一质而可有数用，从起本来而用者，谓之本用”“若明本用则活用自得推”。[3] 该学说问世后，引起语言学界的极大重视，多数学者表示赞同，并兴起了词类活用研究的热潮。 二、研究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自陈承泽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家们取得很大进步。他们不断地对这一学说进行修正和规范。如今“词类活用”说已经成为古代汉语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并且被介绍到古代汉语的教学中来。国内的几部最有影响力的高校文科教材—如王力、郭锡良、王宁等分别主编的《古代汉语》中都重点地安排了介绍词类活用的章节。 王力先生归纳了几种词类活用的常见类型：1）名词用如动词；2）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3）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4）名词作状语；5）动词作状语。[4]他没有给词类活用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简单地讲解了几种常见的词类活用现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成果为郭锡良、王宁等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郭锡良等后来学者都把词类活用进一步提升的到了理论高度。郭氏说“词类活用”主要是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问题。”“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样的成分都有一定分工，也就是说，三类词的基本功能比较固定。但是某些词按一定的语言习惯又可以灵活运用，在句子中临时改变它的功能，充当别的词类，这就是词类活用”。[5]在王宁的教材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定义，有所不同的是，对于郭氏的“主要是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说法有所突破，认为数词也属词类活用的范畴。他们两位的成果与王力相比，都不认同王力的一般动词的使动和意动用法为词类活用，尽管他把动词又细分为及物与不及物动词，并且把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列在词类活用中讲解，并且也不同意王力所说的动词作状语是属动词的活用。王宁先生编的教材则认为“动词用作主语”与“名词作状语”都是古汉语中的常见现象，因而不应被视为词类活用。 以上几家可说代表了赞同“词类活用”说的主要观点。当然有建树的理论总是由正反双方通过互相质疑、争辩并且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词类活用这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在语言学界普遍接受、认同“词类活用”说的同时，对它质疑，批评的反方意见也有不少，尤其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争甚为激烈。其主要原因是词类活用理论自身存在很多问题。 反方当中，杨军、任福禄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杨军先生认为词类活用现象的确存在，但人们把它过度泛化了，比如真正属于名词活用为动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人们常说的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大多是名词、动词的兼类词：一类是简单的兼类词，名词只单纯的表示动作行为本身应该视为动词，例如：“决荥泽而水大梁”（《战国策·魏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