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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口述史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2011级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 王盼盼 J201102007 口述史在上世纪中叶兴起于美国，美国口述史联合会称：“口述史在1948年被确立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开始记录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录。”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口述史已经取得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以致被认为是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是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强调口述历史有着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将会引发新的史学革命。纳日碧力戈对口述史的赞扬不遗余力，他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 中国的口述史工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而其真正开展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如王艳勤女士在《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将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70年代)，即政治色彩浓厚的研究阶段；第二阶段(1978—80年代)，即由政治取向转向文化取向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即由精英走向大众，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阶段。王女士总结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说：“中国口述史学自195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无论是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机构的设置、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加强方面都有喜人的进步”。王女士进而谈到我国口述史学存在的几个问题，包括理论问题、资金问题和法律问题、技术问题。王女士的观点可谓切实而又中肯。周新国在《中国口述史之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也肯定了中国口述史学的巨大成就，他认为这些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理论的评介与探索；其二，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口述史研究；其三，报纸、杂志设专栏讨论，大致形成了当代区域口述史的重点部门和单位。同时他又指出“中国大陆口述史工作取得了相当进展，但与现代口述史学的国际化标准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在中国史学的学科中仍是一个亟待扶持的弱势学科”。他所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理念、方法手段、工作规范、组织机构等方面。 中国口述史的发端是个人主义的历史写作，以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为代表，拉开了中国口述史理论方法研究和口述史实践工作的大幕。在这之后是揭秘路线口述史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往往有着沉重的书题，并以揭秘式趣味迎合人们心理，故而虽然作品甚多，但其历史真实性却颇可质疑。这类口述史著作代表性的有《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生活中的领袖们》、《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龙困——贺龙与薛明》等。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口述史运动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日趋规范化，原因是专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参加。大致看来，人民历史路线口述史工作在九十年代以来出版有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等。另外妇女口述项目取得了多种重要成果，如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2003年出版了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卷)》。纵观我国口述史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看存在三条路线：一是反思苦难的人民历史路线，二是揭秘内幕的传奇历史路线，三是提供史料的实证历史路线。当下口述历史成果已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热点、卖点，各种回忆录、口述自传，特别是利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历史的各类人物传记、研究专著更受读者青睐，也成为了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人了解、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例如，香港凤凰卫视由著名评论员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栏目，备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炎黄春秋》、《纵横》、《百年潮》、《世纪》等以现当代史题材为主的文史杂志，同样受到文史界人士和文史爱好者的好评。如今口述历史大行其道，究其原因除了国人对读史偏好，还在于他们渴望了解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对长期以来一些传统史学著作的抽象说教和概念化的人物传记、缺乏历史细节的重大事件描述早已产生阅读疲劳，而口述历史比传统史学著作和一般传记作品不仅在历史细节，而且在语气、声调、情绪等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引人人胜。 客观的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