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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黄埔精神的成因 　　一种思想的产生不是凭空的，一种精神的形成也是有条件和过程的，黄埔精神也是这样。 首先，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是催生黄埔精神的土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各路军阀连年混战，烽烟不断。由于军费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大肆搜刮，致使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状况，是黄埔精神产生的客观条件。 其次，黄埔精神的形成还在于当初报考黄埔军校的人都是一些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个人寻出路、谋生存，而是为国家谋前途，为民族求解放，为社会找出路。郭俊英（即郭化若）代表第四期毕业学生发表的演说词中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当时黄埔同学的现实思想。他讲道：“我们看见旧社会制度，它的经济组织、生产关系，都不合于社会多数人生活的要求。我们不能忍受这种压迫下去，我们要起来反抗它！……只有黄埔训练出的军队，是革命的武力，所以我们跑上我们青年唯一的出路黄埔来。于是抛弃家庭，牺牲一切，到此革命军的重心地，来学革命的技术，准备着为民族解放的先锋，去打倒那八十年来压迫侵略我们中国，及其他各弱小民族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其真走狗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当年，黄埔军校大门两侧书写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也生动地反映了黄埔同学的志向和追求。正因为他们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入学，所以他们在黄埔军校接受黄埔精神的教育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这当中，他们既是黄埔精神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也是黄埔精神的承载者和实践者。离开这个群体，就谈不上黄埔精神。 第三，黄埔军校是培育黄埔精神的摇篮。建校伊始，孙中山即将“以党治校”作为军校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原则。具体内容包括：校总理由党的领袖兼任，在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有一套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制度。当时，孙中山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亲任校总理，直接参与军校重大决策。党代表则在加强党对军校的领导，保证党的主义和方针政策在军校的贯彻落实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党代表在代表党组织对军校各项工作实施监督和指导方面，与校长具有同等职权。政治部是辅助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管理党务和实施政治训练的领导机关，负责对学生灌输政治理论知识，培训革命精神。当时，在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教育科目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为了督促黄埔同学学习政治，认真接受政治教育，当时还以校长令的形式发文，严令官长学生学习研究政治。此外，在军事和其他科目的学习上，黄埔军校同样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让黄埔同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摔打磨练，提高军事技术，增强意志信念。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黄埔精神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逐渐深入黄埔同学的心里，融入他们的血液中，体现到他们的行动上。 第四，血与火交织的战场是铸就黄埔精神的熔炉。一种精神的形成，既需要思想的支撑，更需要实践的磨练，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黄埔精神，更离不开硝烟弥漫的战场的熏陶。这种生死之地，是对人最严酷的考验，同时也是锤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灵、升华人的境界的难得地方。据当年的一些资料记载，黄埔军校师生在两次东征和北伐中前后牺牲约有3000人，但后来在纪念碑或史书上能留下姓名的仅有600余人；粗略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五期的学生中，仅牺牲的将领就有26名，其中共产党员5人；还有统计称，仅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29年至1933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25000名军官中，就有10000名战死。人们正是从残酷的战争中看到了黄埔师生的报国之志、献身之勇，深刻感受到了黄埔精神是黄埔师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 第五，精神具有继承性，黄埔精神既是民族精神孕育的结果，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取向，熔铸了自己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积数千年文化思想之精华，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重气节，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思报国，常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重奋斗，坚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讲奉献，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倡清廉，追求“公生明，廉生威”、“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些精神经过积淀和发扬，成为民族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