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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建议：对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模式的反思 　　行政紧急权力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独裁官制度，随后又在法国围困状态制度和英国戒严制度中得以发展。进入19世纪后，世界主要国家先后进入了以授权法来应对突发事件的时期，于是行政紧急权力被纳入授权法体制。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安全事件不断涌现，行政紧急权力及其立法规制问题逐渐为学界所瞩目。我们认为，在审视与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反思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的模式选择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立法现状与问题 　　我国有关行政紧急权力的立法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的《戒严法》在形式上正式确立了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地位。但是，戒严只是紧急状态的表现形式之一，期间行政紧急权力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戒严法》中的相关规定也较为简单、粗疏，不足以应对所有的危机。此后，随着社会管理实践的深化，为了提升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我国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单行立法，使我国紧急状态法体制体现出“一事一办”（黄顺康：《公共危机管理与危机法制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的特征，如《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消防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矿山安全法》等。不仅如此。国家亦出台了大量的行政条例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