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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文学者的生育观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01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叶廷芳 　　就个人愿望而言，如果中国目前的人口总量能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5亿水平而又不付出任何重大代价，我就谢天谢地。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厢情愿。未来可见的人口负增长，必将酿成难以估量的代价。 生育政策“软代价” 　　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自在性的认识，还存在诸多盲区。在以“人”为中心的重大问题讨论中，人文科学缺席了。 　　近30年来，一直被奉为“国策”的生育政策，以“一对夫妇生一胎”为核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大多数汉族家庭中推行。只在近年来才有所微调，但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官方津津乐道于“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4亿人”，却从不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我看来，成人社会的谈判原则和妥协策略，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训练了。这是孩子成长的天然环境，也就是“原生态”。而生育控制政策的实施，取消了这一儿童原生态的天然乐园，很可能给孩子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也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宠爱。的确，父母会把多子女的爱集中在这惟一的“宝贝疙瘩”身上。然而这种转移性的、堆积型的爱是溶解性的，固然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所获天然的欢乐。 　　而且，这种宠爱如不能把握好“度”，极易形成溺爱，其消极性则显而易见：诱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因此，这种“核心型家庭”环境对独生孩子人格的生成颇为不利。 　　更甚者，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就会变得单调，细腻性缺乏，敏感度降低，因而明达事理的能力变弱。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极易导致人性异常。 老龄化多重危机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存活、健在成员的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由于家庭中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然而中国的现状是，这个自然的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衰老的一代变成多数。 　　家庭结构倒挂其实是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映像。随着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社会结构也会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中国老龄化的形成速度与规模，早已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 　　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发生，但方向相反。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坚持不变，那么在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1亿人。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的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 　　这必将深度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国防后备力量也必将相应受到牵制，人文生态也难免消极影响。至于中国过早过快形成的“老龄化”，对经济和整个社会造成的多重压力，人口经济学家已有透彻分析，无须赘述。 　　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人们生男生女是听其自然的。在自然法则下，国民中的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合乎规律的，保持在105左右，学界把“自然”的出生性别比红线定在107。 　　而中国居民，特别是偏远乡村中的农民，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溺婴与歧视性堕胎现象严重，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据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了120的异常水平，成为世界上违背生育规律持续时间最长、失调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控制警戒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医学的发展，人口数量普遍增长很快，尤其在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一般都达到5以上，约等于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7）的一倍。 　　从那时起，除了中国，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采取措施，节制人口过快增长，但没有强行规定“一对夫妇只许生一胎”。当时，新加坡的口号是：“两个就够了！”台湾的口号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两胎”就是国际约定俗成、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警戒线”。 　　从实践看，此举行之有效，且较为科学。韩国1962年实行二胎政策，原来5.5的生育率到1995年降至1.65。第二年赶紧叫停。新加坡生育率则从1963年的5.1迅速降至1977年的1.82，上世纪80年代起转而鼓励生育。中国台湾地区、伊朗、越南等皆是如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人口膨胀“反世界潮流”而动，未能及时干预，错失良机。但自1970年起，中国开始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全国城乡普遍开展“晚、稀、少”的政策，创造了中国生育水平在1970年至1980年十年间下降一大半的奇迹。 　　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