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核心论题的形成 .doc

玄學核心論題的形成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金凌 　　一般提到「玄學」這個名稱，都徵引沉約《宋書》。而提到玄學家和玄學分期，則根據東晉袁宏《名士傳》。當提到玄學的主要論題時，則區別才性名理和玄學名理，而玄學名理的主要論題是「有」和「無」、「一」和「多」、「聖人」等。 《世說新語．文學》：「袁伯彥作名士傳成。」注引袁宏《名士傳》，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輔嗣（弼）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濤）、向子期（秀）、劉伯倫（伶）、阮仲容（咸）、王濬沖（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楷）、樂彥輔（廣）、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衛叔寶（玠）、謝幼輿（鯤）為中朝名士。」 如果根據玄學的主要論題來稽核袁宏《名士傳》所提到的玄學家，則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中的著作中並沒有討論上述主要的玄學論題。因此，除非排除竹林名士，否則玄學的主要論題這個提法將使玄學的性質無法全面顯現。 　　玄學不只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生活觀念和方式。從玄學的主要論題來看，它是一種學問，從竹林名士和南朝談玄而無新義來看，它是一種生活觀念和方式。學問和生活才構成全面的玄學。 　　然而玄學的學問和生活方式是怎麼產生的？這個問題預設玄學和東漢儒學迥異，而士人逐漸放棄東漢儒學探討學問的方法，改採玄學的方法。從事儒學或玄學者都是士人，於是玄學怎麼產生其實是探討士人為什麼發展出玄學，或士人為什麼選擇玄學這種學問。人們改變選擇是因為原來的選擇不再成為理想的目標、價值、或無法實現。因此關於玄學產生的因由必須從士人為什麼從儒學為主轉移至以玄學為主入手。但是這仍不足以說明士人為何選擇玄學，因為選擇是根據既有的經驗和價值觀，因此，必須從士人價值觀的轉變和士人所繼承的傳統知識來看。 　　從戰國時代士人興起以來，他們的目標就是入仕。入仕的目的或為利祿，或為經世濟民的理想。不論那一種目的，都要透過入仕的目標才能實現。到了西漢末，士人人數已經超過朝廷官僚體系所需，而供過於求。再者，東漢官僚體系人才的進用管道，主要透過徵辟和察舉，其間頗有不公。於是被擯斥於官僚體系的士人為謀一枝棲，不得不沉於下僚，而為郡、縣掾吏。這些士人在人生目的難以實現的情境下，除了對朝廷舉才多非其人深致不滿之外，對於素所嫺習的經學，尤其章句之學，也覺得無所施用。在困頓之際，更鄙薄章句之學的煩瑣。 　　東漢士人所繼承的傳統知識，在人生目標上，若不是仕宦。就是隱退。如今仕宦之途既然壅塞，只能把人生目標寄在隱退。而他們所繼承的傳統知識中，唯有老子和莊子的旨趣最容易引發這種思緒。 　　可是西漢士人並不是從隱退的旨趣來理解老子和莊子。西漢士人很少接觸莊子，對周易和老子則頗為嫻熟。周易是六藝之一，老子則在黃老之學的名義下解讀，所以二書在西漢士人心目中頗為重要。但是他們對二書的理解，多取其明哲保身的避禍之道。西漢未之後，士人接觸莊子者漸多，於是在隱退的旨趣上，取老、莊和神仙家言作為其價值觀的憑藉。然而士人的才識並不空廢於隱退，而是藉山水、田園、文學、音樂、書法等藝術寄其隱心。 　　隱退只是東漢新生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並未使經世濟民和謀取利祿的價值觀消逝。於是士人在「可以仕則仕，可以隱則隱」的雙重價值下作個人的選擇。當他們選擇仕進時，面對朝廷的徵辟和察舉制度，雖然有集體自覺，而先後和外戚、宦官抗衡，但是士人群體中要脫穎而出，就不是章句之學和恂恂儒雅之風所能為功，而必須顯出穎異之才。即使德範昭昭，也是穎異之才的另一種表現，如此才有可能實現其經世濟民或謀得利祿的目的。而在士人群體中脫穎而出的途徑就是人倫識鑒。人倫識鑒一方面作為識才的方式，另一方面則作為舉才任職的依據。於是選才的依據就整經學知識轉移到才性穎異。這是兩套不同的知識系統，經學是關於世務的知識，才性論則是關於個人品德、個性、才具鑒別的知識。 　　東漢人倫識鑒具有兩種性質。作為才地相宜的品鑒依據，它是形名家言。作為隱退而寄心山林、藝術的賞鑒心態，而將對象移於人物才性，則它是人物風度的藝術，移於文學，則成為「文體論」（風格論）。前者的典籍傳於今者以劉劭《人物志》為代表，後者類以《世說新語》的若干載錄為代表，至於文學，則集結於《文心雕龍》。這三種取向有共同的形上思維作根源。簡而言之，可以用劉劭《人物志?九徵》之言來概括：「人物之本，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 　　藝術傾向的才性論在魏代體現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等人的生活觀念和言行風格。因與世俗禮法不合，而被目為違背名教。但是竹林名士則認為是自然。另一方面，形名家的才性論在論及才位離合的問題時，須以才的高下和性的體別為前提，其最高者為聖人，聖人體道，於是聖人與道是隱含在才性論中的論題。這個論題因才性論切於世務而隱沒不彰。當魏代士人解讀易、老、莊時，東漢士人隱退的價值觀和才性論的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