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以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为中心.doc

第四講：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以艾爾曼《從理學到朴學》為中心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一百年來，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典范。 （一）1904年，章太炎《訄书．清儒》（重订本）。 （二）1904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节。 （三）1907年，皮锡瑞《经学历史》。 （四）1907年，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 近一百年里面，最重要的典范性著作：（一）中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1）、《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1926）、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二）日本：狩野直喜《支那哲学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均为1920年代的京都大学讲义）、森木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东京，文求堂，1930）。 两种典范： “外缘影响”论————从社会背景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 “每转益进”论————从内在的资源、转化和启迪方面讨论清代学术起源。 ————以欧洲文艺复兴作背景的历史脉络，使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艾尔曼的三部著作： 《从理学到朴学》。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 第二，他相当注意科举制度和文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 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以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就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的社会史與思想史，相差很大。 三、对于艾尔曼的批评：以《从理学到朴学》为例 第一个问题，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吗？ 【A】北京 乾隆十九年（1754）——北京，进士考试（甲戌科），秦蕙田主持，成为进士者有朱筠、王鸣盛、王【永＋日】、钱大昕、翟灏、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十六《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此科最号得人……，皆称汲古之彦”。乾隆二十年（1755）——北京，戴震入京。 【B】扬州 乾隆二十年间（1756-1765）——扬州。卢见曾幕：惠栋、王昶、沈大成（1700-1771）、朱福孙、戴震、朱筠、江声、余萧客。 【C】安徽 乾隆三十年代，朱筠、朱珪兄弟为中心，“太平使院”，章学诚《与族孙汝南论学书》：“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徵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亮吉、章学诚、王念孙、汪中。 【D】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北京开四库全书馆，成为学术的中心，有戴震、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是根据历史的叙述还是来自后设的追认？ 断定清代考据学使得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出现了崩溃： “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 初版序，1页 。 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 5页 。 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 “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 21页 。 问题：（1）学术上的这些变化，真的一定可以引起思想、文化甚至社会的变化，让人们看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吗？（2）表面上和欧洲古典学一样的清代考据学，真的能像反抗中世纪神学那样，发掘除古代的资源来反抗另一宗教神学，让清帝国走出中世纪吗？（3）如果清代考据学只是“江南”的“一批”捍卫古代经典的文人学者的共同体，他们能够形成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吗？ 第三个问题，如何超越文献透视历史？ “把文献当历史”的问题。 三种不同的话语：（一）公开的政治语言：翁方纲：“博综马郑，勿畔程朱”；段玉裁《致陈寿祺》“专订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二）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它是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在专业领域赢得声誉。（三）在家庭、朋友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王鹄亭：“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 结语：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学术史 “学术”与“思想”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