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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登: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编者按:在人的城镇化问题上,全国以及贵州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本刊特邀经济学家胡晓登做客“阳明茶座”进行分析和解读。
贵州应主动推进人的城镇化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对此,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厉以宁、易宪容等众多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也指出,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对此,你怎样看?
胡晓登:人的城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国性问题。国家统计局2012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7.1亿人在城镇居住,其中2.6亿是农民工。而且,这一数据还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数量递增。
同时,人的城镇化又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有与户籍或身份相关的制度,但绝大多数只是个人信息识别制度,基本上没有权益的差别,农民进城后即成为市民。而在中国,城乡的不同户籍,涉及60多项福利的待遇差别,农民进城后无法自动获得城镇身份,也享受不到“粘附”在城镇户口上的相关权益、福利和公共服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是这一问题第一次写入党的报告。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列入今年六项工作重点,将其作为拉动战略转型的重大决策,强调“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可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已刻不容缓。
:2012年,贵州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5%,远低于52.57%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贵州经济基础薄弱,人的城镇化问题更为突出。
胡晓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在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但在顶层设计出台前,贵州应更积极、更主动地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出台制度和措施,推进人的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带动战略的质量。
比如,尽快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贵阳市的流动人口“城市绿卡”制度。2011年11月,贵阳市对流动人口试点“城市绿卡”制度,凡在贵阳市居住一个月以上并准备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不需缴纳任何费用,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两张照片,已婚育龄妇女携户籍地出具的婚育证明,即可到居住地所在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或设置的办证大厅,方便快捷地办理居住证。办证后的“新贵阳人”,与贵阳市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城待遇。
这一制度是全国各地居住证制度中“门槛”最低的。与之相比,上海实行的是人才、精英入户制度,也就是“人才积分”,广东实行“年限积分”,北京的“门槛”则更高。
政府应对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看是否有实质性进展以及同城待遇的具体落实情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并在全省范围内特别是有条件的区域中心城市尽快推行。
实际上,人的城镇化的难点,是解决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但在改革之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一定要面面俱到,而应进行重点突破,优先解决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入园、医疗卫生保障等核心问题。
在这方面,贵州大有所为。比如,贵州可以率先将符合一定条件的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纳入地方住房保障体系,让他们逐步享有住房上的同城待遇,给他们希望及对未来的良好心理预期。通过这样的改革,在人的城镇化上贵州就能先行一步。等到国家正式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时,贵州的主动性就会更大。
制度设计必须接地气
:2012年8月,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省的城市进行调研后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长的反对。即便中央有决心推进这一改革,若在地方集体遭遇“肠梗阻”又该怎么办?
胡晓登:这就需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上更加科学、更接地气。中国目前已有2.5亿农民工,而留在农村的农民总数为6.5亿。如果一蹴而就地废除户籍限制,大量农民将在人口流动的“推、拉”规律作用下涌入城镇,哪怕是短期的非理性涌入后再返回农村,也将给城镇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混乱甚至使城镇瘫痪。所以十八大报告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二字是非常科学的。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分阶段、有重点、有序地推进农民市民化。
比如,在制度设计时应区别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后代。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不是市民化的重点。即使有了城镇户口,他们最后可能更愿意回到农村,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土地、房产和他们习惯的生活环境。
农民市民化的重点,是有强烈意愿且有能力进行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以“80后”为主,也包括部分“70后”。对这部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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