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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嬗变自成一家 　　【摘要】杨慎是明代状元，学识渊博，著有《升庵诗话》。杨慎出自李东阳门下，其诗学主张与李东阳有着传承与嬗变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主情说”、诗之妙处“含蓄蕴藉”；学诗方法以及“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说等三方面来探讨其二者 　　的关系。 　　【关键词】杨慎；李东阳；诗学主张；继承；发展 　　杨慎（1488-1562），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是明代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文学家。杨慎因“大礼议”一案，被流放云南三十余年。在被贬谪期间，杨慎坚持著述研究，后人对他有着高度评价。简绍芳《杨升庵年谱》说他：“平生著述四百余种，散逸颇多，学者恨未睹其全。”王世贞也称赞说：“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 　　杨慎的诗学主张在其著作《升庵诗话》中集中体现出来，杨慎的诗学主张深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他以台阁重臣的身份，引领一代文学风气，在当时文坛具有很高的声望。杨慎从小就学诗于李东阳，登第时又出自其门下，他的诗文衣钵，出自李东阳的指授。因此杨慎的诗学主张与李东阳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探讨杨慎的诗学主张与其师李东阳的关系。 　　1 力主性情、含蓄，倡导真实 　　明初以来，朱元璋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竭力推行程朱理学。一时间理学风气盛行，影响到文学领域，出现了文学理气化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杨慎不盲目跟随，而是超乎于流俗，推崇抒发性情的诗歌。他评魏收《挟瑟歌》为：“此诗缘情绮靡，渐入唐调。”评刘希夷《江南曲》为：“柔情绮语，绝妙一时。”杨慎的“主情”观在其诗话中表现明显，他把“情”作为评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评论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时他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杨慎欣赏、推崇抒发性情的诗，大力倡导“诗缘情”。 　　其实，杨慎“主情”说源于其师李东阳诗“贵情思”的诗论主张。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开篇就说道：“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李东阳认为写诗的目的是抒发诗人的“情性”，感发读者的“志意”，这与杨慎认为诗的特征是抒情性是一致的。 　　李东阳认为写诗运用比兴手法，可以托物寓情。只有有所寄托，才能达到“反复讽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杨慎吸收了此观点，提出诗要“含蓄蕴藉”，并以此作为评诗的标准之一。他赞杜甫《赠花卿》这首诗：“含蓄不露……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赞唐彦谦的诗：“首首有蕴藉，堪吟咏。” 　　在诗歌的抒情性，诗歌的美——含蓄蕴藉方面，杨慎与其师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杨慎并不是盲目地随从应和老师，而是有自己的主张。李东阳说诗“贵情思而轻事实”，对于“轻事实”一说，杨慎觉得不妥。他说诗人“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也就是说杨慎重视真实，重视生活中的真实。杨慎这样评道李端的《古别离》诗：“其诗真景实情，婉转惆怅。”他引孙器之评白乐天言：“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杨慎强调“真景实情”，“真景”，即生活中的真实。诗是一种艺术，反映生活的艺术。“实情”，则是诗人心中真实的感情。这里，杨慎强调生活的真实所引起的真实情感。倡导“真实”又是杨慎一大诗论主张。 　　杨慎强调诗的性情、诗要具有“含蓄蕴藉”的特点，倡导真实的诗学主张，在当时理学诗盛行的潮流中，超乎流俗，独立于时尚之外。杨慎的诗论主张为明初的文坛注入新鲜的空气，对后来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有一定的影响力。 　　2 提倡学习前人的作品，反对一味地模仿，提出学诗要“学乎其上”、“别裁伪体”，要“转益多师” 　　李东阳提倡师法唐诗，极度地推崇和赞赏杜甫的诗，赞杜甫为“集诗家之大成者矣”。在评论宋元诗的区别时更是以唐诗为标准。他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李东阳提出宗唐法杜的复古主张，但他反对一味死板地模拟。杨慎同意老师“师古”的主张，他说唐诗是“在翻三百篇意”，他赞“杜诗之妙，在翻古语。”杨慎传承了老师“师古”的理论主张，并发展为学习汉魏诗歌。杨慎在其诗话中多次论述李杜学习前人的作品： 　　古乐府：“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则云：“三朝见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鬂成丝。”古乐府云：“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反其意云：“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选，信矣。[1]（P212） 　　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杜子美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1]（P224） 　　谢宣远诗 “离会虽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1]（P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