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人口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docVIP

描述：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 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 　　摘要：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 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 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 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 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 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 域研究中心发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 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报告还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 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蓝皮书同时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国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 病”集中暴发期，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农村总劳动 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流动人口的高增长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日益关注。不 少学者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而非市场导向（曲喻，1992），谢晋宇（1992）首次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对大 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呼声更多地源自媒体，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较少。吴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 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出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蔓延、贫富不均、犯罪问题等各种不良后果，即所谓“都市病”，因 此，对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调控是必要的。王鸿春和宫本邦夫（2011）总结了东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四点经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 局的优化；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这是缓解大城市 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本文在对我国地级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路 径。与国内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使用刚性数据估计我国的城市人口除京、沪两大直辖市以外，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存在 较大的偏差，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是以京、沪、穗三大一线城市为例，考察了政府为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口控制而进行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分析了这种单纯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 无效性，以及其给城市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三是以日本主要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 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调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市场有效论，该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户籍人口所在地进行的，一般统计指标有全市人口、市辖区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等。由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 加，2000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外来人口纳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从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上海和北京两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最为准确，其他如广 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常只将第二产业中登记的从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