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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视野下的道德，或社会资本 　　一九六四年的一天，我进入纽约世界博览会自由企业展厅避雨。这个厅里标识牌的主要部分是一个蚁群，上面写道：“两千万年来进化停滞，为什么，因为蚁群是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体制。” 　　（斯蒂芬·杰·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 　　知识分子关心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未来，所以即便是书写在标识牌上的广告词，也能令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这样的偶遇者印象深刻，当然古尔德不会同意说蚂蚁在两千万年前停止了进化。进化论相信，生物体主动适应环境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当我们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人类社会时，问题变得有点复杂—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好的？主张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仅仅提供了判断的标准而没有给出答案。古尔德大概也不会同意说蚁群是社会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但是古尔德恐怕很难抗拒类比和联想的诱惑，将蚂蚁分工协作的高度社会化行为与人类作一番比较，他的前辈赫胥黎主张人类生活就如同一场没有止境、没有约束的战斗，不仅仅局限在那些狭隘和暂时的家庭成员的联系之中，霍布斯式的个体对整体的抗争是生存的普遍状态。克鲁泡特金并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他在《互助论》中用蚁群当作证据来反驳宣扬个体自由竞争的赫胥黎，证明互助协作、为集体利益奉献自我是隐含在动物体内的天性，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 　　古尔德、赫胥黎或者克鲁泡特金，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理解和解释进化论，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动物所表现出的特定行为，不是当作戏仿和隐喻人类的思想游戏，而是一个不能回避、必须解决的严肃问题。克鲁泡特金的挑战迫使进化论思想家必须处理这样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利他的道德行为？在个体自由竞争的进化之路上，道德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第一个选择是承认自由竞争理论并不完美，慷慨无私、利他、牺牲精神等美德是人类自然天性中的一部分。在命运的适当牵引和激发之下，某些人的特质决定了其命中注定要实践美德，成就高尚的人生，和他内在的感情或者道德命令都没有关系，这一带有精英主义和宿命色彩的观念，其思想谱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荷马时代，我称之为“悲剧英雄假说”。 　　该假说也是通往神创论的捷径，即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神的完美安排，不过自文艺复兴伊始，逐渐摆脱宗教桎梏的欧洲思想家们更愿意用自然律来替代神的律法，更愿意研究人的理性而不是神性，更愿意相信科学而不是经典教义，我们正身处在进化论所支配的观念时代，信奉着进化论的基本命题： 　　如果自然的平衡和谐不是通过预先设计好的模式从上至下推行，而是从初级向高级自然演化的结果，那么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终将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麦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 　　处于进化中的人类社会所能拥有的最好状况，是在给定自然禀赋条件下全部个体行为所产生的某种暂时性的整体均衡，在这一观念体系里，道德或者神存在也好，不存在也罢，都无关紧要。 　　第二个选择是悬置对人类本性的讨论，尝试为道德行为找出一个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解释。 　　美国博物学家乔治·威廉斯说：“当一位现代生物学家看见某种动物正在为其他动物的利益忙碌时，他只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有谁在指使这一动物这样做；另一种猜测是这一动物非常狡猾，虽然正为自己的事忙活着，却让其他动物一点都看不出来。”经济学家大概会把威廉斯的评论当作略显刻薄的揶揄吧，不过他们确实在干着和生物学家们差不多的活儿，尽管道德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寻常普遍，但在经济学家眼里道德行为本身要么是一个伪命题，要么是一个错误答案，只有出于自私自利计算的理性行为才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慷慨无私、利他、牺牲精神无疑是某种动机隐藏得如此巧妙，以至于我们都没法发现其真意的狡猾行为，我称之为“隐匿理性假说”。 　　工蚁每天拼命工作，搬运食物、修建蚁穴、照顾幼蚁，当蚁群过河时，工蚁会滚成一个大球，将蚁后、幼蚁置于球心，而处于外层的工蚁则被水流冲走淹死，为整个蚁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蚁感动了克鲁泡特金，但在进化生物学家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见解。遗传偏好理论认为，因为工蚁没有生育能力，只有整个蚁群家族发展壮大，自己的基因才能借由基因相近的亲族存续下去，基于裙带关系的利他行为因为内在的遗传动机，彻底摧毁了蚂蚁原本的集体主义道德形象。遗传偏好理论也为尴尬的经典经济学家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经济人模型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父母愿意拼命赚钱以便在死时给子女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而不是在他们活着时随心所欲地消费，按理说后者才是符合个体理性的行为。 　　遗传偏好理论让生物变成了基因的奴隶，基因命令我们行善，也可以命令我们为恶，一切的前提是有利于基因的存续，一切的失败源于基因的缺陷，人类看似凭自由意志行事，但最终胜出的是那些符合遗传偏好、将基因传承至下一代的理性行为，自由意志甚至是可疑的，也许仅仅是基因制造出的某种幻觉，让我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