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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王先明 近代新学在新旧学术文化的历史更替中勃然而兴，它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而，只有从时代与学术的相关性角度出发，才能够确切把握近代新学的历史特征及其时代意义。 一 新学亦即西学，一直是学术界比较确定的认识，但这确乎又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认识，因为从语义和语源意义上看，“新学”与“西学”是无法等同的。当然，在近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过程中，新学与西学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容，是语义学和语源学所不能容纳的。然而，即使二词的使用完全超越了语义和语源的意义（事实上不可能），那么，新学所指称的事物与西学所指称的事物也不能完全同一。 揆诸史实，我们发现，亲身经历了中学由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型过程的近代人，对于新学的界定远非“西学”一语所能尽。把西学称之为新学，把中学称之为旧学，原本是西方传教士主办的“广学会”的宗旨，其后张之洞又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旧体新用”，似乎又是“中体西用”的同义语。但如冯自由所说，“是时孙总理、陈少白与康、梁师徒同倡新学”， ①如守旧派启秀所言“政治以人才为先，新学非圣无法”②等；如国粹派的“故者所灭，新者即起”③，维新派人士倡议的“不中不西”之“新学派”等，都远远超越了“新学即西学”的论说。 其次，“西学”是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词语，而“新学”却是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于世的一个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后，“新学”一词及其内容逐步消匿不彰，而“西学”一词仍十分活跃。如果将“新学”和“西学”置于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个概念发展轨迹的曲线，是无法重合的。 再次，新学是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进步人士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文化形态，如果它仅仅是西学的另一种表述，那么，为何近代“新学”家们又大多是具有精深的中学造诣，却又并不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等）？况且，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近代社会，“文化救亡”（如“学战”、“保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5页。 ②见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杨家骆：《中国近代文献汇编之一》，《戊戌变法文献汇编》，鼎文书局版，第46页。 ③《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２卷上册，第499页。 教”、“国学”说的盛行等）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主题之一。如果作用于近代社会的“新学”仅仅是西学，那么，学术文化的民族性及其救亡意识又如何融入其中？而且，源远流长的中学又如何完成其近代文化的转型？如此等等，都不是“新学即西学”的认识所能涵盖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 新学的兴起无疑是这一历史必然性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表现，本质上属于中学形态的 一种时代演变。从中国学术文化内在演进的路径入手，去认识近代新学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地位的学者，当首推梁启超。他认为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在兼取西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类型，它大体上由三种元素构成：一是经义之学，二是诸子之学，三是西学。其特点一是以复古为解放，二是无选择地输入西学，三是创获新识。①所以，梁将新学定位在中学的近代形态上（民族定位），同时也对其历史地位作了初步的评说，认为近代“新学”的兴起，被看作是整个传统旧学的衰落“则无不可”，而若视之为“新思想启蒙”，则“未敢轻许。”② 新学源自传统中学，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具有挽接传统与近代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在王国维的思想中表现的更加明确一些。“王国维对晚清新学的评价虽然有所保留，却没有采取简单的予以抹煞的态度。相反，他对清代学术的历史衔接意义极为重视。不错，他确实说过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而且认为宋以后至清朝，是我国思想的停滞期。”但他却认为三百年间我国学术文化凡三变：清初一变而为大，乾嘉一变而为精，道、咸又一变而为新。③ 这与梁启超“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的说法表达着相同的意思：即新学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清末学术文化的主流和基本特征就是“新学”。这一特征的揭示和历史地位的给定，当然超出了“西学”的范畴。 擅长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并善于从历史进程中获取智慧的毛泽东，对于近代新学的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问题，也有着不同于学术史角度的另一番论述：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 ①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