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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 　　自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的核心关切逐步由“反恐”转变为“重振经济”。冷战后经济增长强劲、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上升为美国全球战略新的重心。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应出现大调整，即美国着手将其二战后构建的轮毂型（hub and spokes）亚太双边同盟体系转型为一种建立在双边同盟与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混合型”亚太多边体系。亚太地区始现两个地区一体化多边制度框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行发展的局面。换言之，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进程正面临美国“混合型”多边主义亚太新战略的深层挑战。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的重构成为决定未来东亚，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走向的一个核心问题。 　　东盟“中心地位”的界定 　　东盟“中心地位”是近年来被频繁提及的一个描述东盟在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词。其与之前的若干提法，诸如“东盟主导”、“东盟领导”、“东盟‘驾驶员位’”等相承接，并和这些词一样，在定义上存在不同的理解，是一个“新的，被广泛使用但却不甚明确的词”。[1] 　　从目前出现的对东盟“中心地位”的界定来看，大体可分为东盟内部视角和东盟外部视角两类。前一类指东盟及东盟成员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阐释和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构建开放、透明与包容的地区体系结构中东盟与其外部伙伴之间合作与交往关系的主要驱动力量”[2]、“规划演进中的地区体系结构的驱动力量”[3]、“在地区体系结构中扮演领导角色，东盟藉此来引导东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增进东盟的共同体利益”[4]、“东盟成员国集体造就的其在东亚和亚太地区主义中的中心地位”[5]。后一类指非东盟成员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界定。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东亚地区内非东盟成员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界定。例如，中国学者王玉主认为“东盟所获得的主要是一种功能性中心地位，即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的主要是一个合作平台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种功能性权力”，而非“东亚合作真正的权力中心”。[6]另一种是东亚地区外国家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定义。例如，美国学者彼得·派屈和迈克尔·普朗默将东盟“中心地位”定义为“对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及由此产生的东南亚对外部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的简略表述”，并认为其“既是一个目标——成员国之间一体化的愿景，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方式——成员国协调政策的规则和方法”。[7] 　　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是东盟成员国在构建与推进自身一体化过程中，追求并着力打造的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扮演“规范供给者”和“进程设计者”的角色与功能。该概念包含内部和外部两个一体化进程。其中，内部一体化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和核心，外部一体化是东盟“中心地位”主要的实施平台和运作空间。 　　东盟“中心地位”的存续条件 　　东盟“中心地位”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是伴随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东亚地区现有的多个多边合作制度框架——RCEP、“10+3”、东亚峰会（EAS）均由东盟发起并主导。东亚地区主义，或者说，“东亚地区合作框架的存在是东盟‘中心地位’赖以存续的最基础前提”。[8]具体来看，东盟“中心地位”的存续条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冷战后的东亚国际关系现实造成地区内大国——中国和日本无法单独或共同主导东亚合作进程。中日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在东亚的竞争和较量关系，使得中日无法就冷战后东亚秩序安排取得共识是东盟“中心地位”存续的首要条件。 　　第二，东盟成员国在东南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建立的一套多边合作规范——“东盟方式”（ASEAN Way）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多边合作制度蓝本。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一直以来“东盟方式”在备受质疑与批评的同时，其作为东亚合作进程主导规范的地位却从未动摇。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理念和制度供给上缺乏竞争——仅有“东盟方式”一种规范——是东盟“中心地位”存续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东盟成员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及其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独立性，摆脱成为大国纷争牺牲品和工具历史宿命而长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使得东盟成为东亚事务领域协调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关系的最合适人选。东盟“中心地位”由此获得大国认可。东盟内部的多样性及其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成为东盟“中心地位”存续的第三个条件。 　　第四，尽管东盟是一个由东亚小国组成的次地区一体化组织，但其经济发展前景看好，被认为是新兴的世界经济发动机之一。就东盟十国的总体经济规模而言，其GDP总计为2.41万亿美元，与中国的8.94万亿美元、日本的5.01万亿美元相比要小得多，仅占整个东亚[9]GDP的13.74%。[10]但根据美国学者最新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