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棱镜门”（二）.docVIP

冷战时期的“棱镜门”（二） 　　中国导弹计划：仿制还是自行研制？ 　　美国情报部门是从1958年才开始注意到中国导弹计划的。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他们认为：“由于缺少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军事和经济计划对其有限资源的需求，到1962年中国肯定不具备自行开发导弹与核武器的能力。”考虑到当时中苏的同盟关系，他们判断中国“肯定会向苏联寻求导弹技术，在未来五年，苏联可能提供给中国某些种类的导弹和适合核武器使用，但并不携带核弹头的武器”。这是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关于中国导弹计划的最早记录，虽然关于中国导弹计划的细节概不清楚，但是认定它一定与苏联的援助相关。 　　实际上早在1956年初，中国就考虑在导弹技术方面获取苏联援助的问题。1月12日彭德怀与陈赓在会见苏联军事总顾问时，就提出过请苏联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方面的图纸资料。不过苏联只是同意供应两枚P-1型教学用导弹样品，接收50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火箭专业，并派5名苏联教授来华教学。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为加速中国导弹计划，1956年10月聂荣臻召集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提出了“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发展中国导弹计划的方针。不过1957年3月苏联态度开始发生转变。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10月15日，中苏又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于是，中国导弹计划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几份国家情报评估基本延续了1958年那份评估的观点。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并不具备自主研发导弹的能力。NIE13-59情报分析人员认为中国在“进行导弹研究所利用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尽管拥有“世界上顶尖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但是“由于缺少能够胜任的年轻人、行政职责的压力、意识形态培训上的要求和缺少第一流的科学设备”，因此“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阻碍了中国在导弹领域上重大研究上的成就”。其次，他们相信中国会寻求苏联的援助。在1959年的评估中他们再次肯定上一年所做出的判断，认为“苏联可能提供或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生产不够精密的导弹。在本评估时期，中国共产党可能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导弹是苏联设计的，它们是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短程地对地导弹”。由于中苏在导弹问题上的高度保密，美国情报部门根本无法了解苏联对中国援助的细节，他们只能大体上判断苏联会援助给中国一些初级的导弹，至于型号、种类，没有一份国家情报评估能够预测到。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面对紧迫形势，中国加快导弹技术的自主研发。1959年10月，中央军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国防工业应以尖端技术为主，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核弹头问题。1960年初，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并要求军队装备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根据这个方针，突出重点，合理安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两弹”研制的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1960年7月28日-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提供建设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苏联对中国导弹计划援助的限度，美国情报部门很早就察觉到了。他们认为：“苏联在尖端技术领域的援助要比其他类型的军事援助更加谨慎。”并判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技术援助将会实质上地减少也许还会中止”。不过他们认为：“到那时中国核计划与导弹计划可能已经相当的尖端，即使苏联援助全面停止也不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也注意到中国在自主研发导弹的努力。他们发现，“即使在苏联帮助的时候，中国仍旧为飞机、潜艇和电子设备的生产寻求发展本国的能力”。因此他们判断，“中国在寻求尽可能多的苏联援助的同时，在导弹和核武器领域企图发展独立的能力”。不过，“中国全部依靠自己的资源获得弹道导弹生产能力的未来进步可能是非常缓慢的”。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液体近程地对地战略导弹开始的，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由液体转向固体的发展过程。 　　1956年10月8日，中国成立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导弹的决策，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导弹研究院首先开展了对苏制“P-2”近程地对地导弹的仿制工作。 　　中苏关系恶化时，美国情报部门对这种变化将给中国的导弹计划带来多大影响，认识不足。直到1960年12月，国家情报评估仍然着重分析苏联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援助问题，对导弹计划的分析只是只言片语，没有关于中苏恶化对导弹计划影响的内容。当中苏关系恶化已经公开化时，情报分析人员才认识到，“由于苏联技术援助的撤走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