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成功之道.docVIP

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成功之道 　　摘要：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的成绩卓著，从书籍质量到市场占有无人可望其项背。坚持外圆内方的经营策略，善于适应环境与潮流的变化；坚守高品质的教科书编辑与印刷，始终走在学术和技术的前沿；综合考虑社会各界对教科书的要求，从上至下考虑周全。这些是其成功的主要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　商务印书馆　教科书　成功　经验 　　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之巨擘，商务印书馆以教科书起家并以此见长。从1904年涉足教科书领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辑、出版领域的业绩无人可望其项背。商务最早编辑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推出后，“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而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在出版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一、外圆内方，善于适应环境 　　就内在思想而言，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商务印书馆的发起者夏瑞芳和鲍咸昌等都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之企业家。创业之前他们大都有在外国人手下工作的经历，外国人的轻视侮慢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促使其下定决心开创民族企业。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他深知中国社会积弊所在，以兴学为自强之道，主张以出版作为“扶助教育”发展的手段。入馆之初即和夏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进入商务后他以“重责轻利”“扶助教育”为办馆方针，即以社会责任为首要前提，以服务教育为第一要义。在此思想感召下，商务印书馆汇聚了一大批心怀教育救国理想，欲“编书育人”的贤才，诸如高梦旦、蒋维乔、顾颉刚、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等，他们无不立志于贡献社会，以振兴文化教育为己任，使商务的教科书编纂始终处于非常高的学术平台上。庄俞在1931年曾提到：“中国之教育在过去三十五年中，自萌芽而至于积极发展与改进，本馆负荷出版界重任，对此伟大建设之工程，始终为忠实努力之公仆。” 　　虽有爱国之志，商务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计，也不得不适应政局和环境的变化，以“在商言商”及“避免和政治接触”的经营策略在变换的政局中艰难生存。依此策略，商务在编辑教科书的过程中，不得不保持折中原则，力求减少教科书推行的阻力，甚至会因政治压力不得不转寰行事。尤其是在1915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前后几个月中，迫于政治压力，商务被迫将原定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的小学课本，改为《普通教科书》，并删去了其中关于“自由”“平等”等有碍帝制的内容。袁世凯撤销帝制后，商务立即行动，“通知分馆，帝制取消，应推广《共和》书”。这种行事原则虽为当时的一些人所诟病，但实是迫于形势的无奈选择。这种策略为商务保证了长久的生存空间。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1943年，商务、中华、正中等7家书店在重庆议定印制“国定本教科书”的印数配额时，商务仍可凭借自身实力获取其中五分之一的配额。 　　外圆内方的经营方针，并不意味着对教育救国思想的放弃，而是在时局动荡环境下的生存之计。“重责轻利”“扶助教育”是商务的发展战略，“在商言商”及“避免和政治接触”则是其在具体环境下的发展战术。汪家熔曾指出，商务印书馆经理人的这种行为是其对投资人的资本责任造成，而不能看做经理人员本人的政治立场。 　　二、矢志不渝，坚守教科书质量 　　商务人始终坚持“教科书的营业是高尚的营业”的信条，因此从书本编辑到印刷无不精益求精，力臻完美。对于教科书的编辑，商务的管理者历来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为保证书本质量，“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为提高编写质量，商务广揽贤才，将大批为一时之选的人才汇聚到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中。为实现编书育人、教育救国的理想，商务的领导核心不计个人之地位和利益，礼贤下士，为馆求才。高梦旦曾多次恳请年轻有为的胡适接替自己任编译所所长，在未果后，延聘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接任。胡适感慨“高梦旦和馆中的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托付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对于教科书质量的严格要求成为商务的传统，代代相承，从未松懈。即使是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也未曾动摇。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崛起，成为商务印书局有力的竞争者。1914年，为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中华书局的新制教科书“格外廉价五折发售”，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面对激烈的竞争，商务不以为动，仍然坚守精编细作的编辑风格，主张虽然顾客以便宜为主，“我馆不必随波逐流为是”。在民国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里，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的编纂、发行上虽颇为风光，但其教科书编纂之精良度仍不敌商务。 　　商务教科书不仅编纂精良，其印刷质量也堪称同业中的楷模。“教科书的印刷不仅需要雄厚的资金，庞大的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