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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环境下出版产业组织建设初探 　　摘要：技术创新能够扩大交易范围也会增加交易复杂性，因而需组织创新以减少交易成本。以交易范围和交易复杂性为参照，当前数字出版产业组织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企业性组织、合作性组织、区域性组织、行业性组织、社群性组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数字出版产业组织优化的路径是：多元互补的竞合机制而非单一的组织关系结构，虚拟的价值链管理而非全面的组织机构管理。 　　关键词： 　　数字技术 出版产业组织 交易成本 交易范围 交易复杂性 　　一、技术创新能够扩大交易范围但也会增加交易复杂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因而也就成为跨时空整合的数字出版产业的一个关键词。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有许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交易范围与交易复杂性。 　　当前，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能够扩大交易范围但也会增加交易复杂性。如云计算技术赋予数字出版独特优势：“信息转移便捷，大大节省运行成本，提升编辑生产效率，在出版商、经销商和客户之间有更多的协作，系统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版权保护、数据安全、商业模式、行业标准等主要问题。”[1]很显然，这些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增加了交易复杂性，影响了数字出版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效率。 　　就具体企业来看，随着技术创新以及交易范围的扩大，企业相互之间的异质性也会表现得越明显，而不同企业对于上述外部性问题会寻求不同的解决方式，从而引发新的市场格局调整。如企业之间形成强强联盟、弱弱联合、优势互补等战略格局。另一方面，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从而使得企业进行交易时不仅仅考虑企业与产业资源，还要考虑包括区域、行业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在内的综合性资源。显然，这些复杂性的交易活动需要组织创新以减少交易成本。 　　二、当前数字出版产业组织的主要类型 　　以交易范围和交易复杂性为参照，数字出版产业组织的主要类型可以分为： 　　1. 企业性组织 。企业是数字出版产业组织的基本主体，也是其他类型产业组织存在、发展的基础。一定程度上，企业开展数字出版的进程可以从其相关组织建设中反映出来。传统出版单位纷纷设立数字出版业务部门或者成立数字出版公司等实体性组织，以减少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如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并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注资1 000万元，开始实体运作；广东省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了广东省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其他出版集团也在纷纷整合资源、调集资金、研究取证筹建相关的数字出版公司。 　　与之相反，许多IT企业则在加快虚拟运营平台建设，以减少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如方正番薯网的“云搜索”、盛大文学的“云中图书馆”、汉王科技的“汉王书城”等。在“汉王书城”，出版商可自主定价、一书一密、二八分成（汉王二，内容商八）。而在盛大文学的“云中图书馆”，盛大向出版单位、作者公开源代码，后者可在前者的平台自主管理数字内容，双方协商内容定价机制和收入分成比例。 　　2. 合作性组织。合作共赢是减少企业间交易成本的必然要求。企业间的合作可采取市场交易的方式，也可通过建立实体组织或者虚拟组织（如战略联盟）的方式而实施。当前，企业间建立的合作性组织比较多，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其一，根据合作的主体，可分为传统出版单位之间的同业联合型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商之间的强强联手型合作组织、传统出版单位与数字技术商之间的优势互补型合作组织以及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政企互动型合作组织，如上海市版权局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合作组建的上海版权产权交易中心。其二，根据合作的内容，可分为技术研发的合作组织、内容整合与创新的合作组织、市场开发的合作组织、人才培养的合作组织以及因网站共建而形成的合作组织等等。其三，根据合作的形式，可分为实体性的组织与虚拟性的战略联盟。其四，根据合作的规模，可分为大规模的合作组织与中小规模的合作组织。如2009年12月9日，方正集团与上海张江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同投资2.85亿元，组建全国数字出版的旗舰企业――中国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数字出版史上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据双方合作协议，方正集团与上海张江集团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包括移动阅读终端研发、图书门户运营以及数字复合出版技术研发等三个领域的项目。 　　3. 区域性组织。目前，数字出版产业资源正在全国各区域内流动与集聚，从而掀起产业集聚的高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是新闻出版业的战略重点”。据统计，目前已有包括上海、重庆、杭州、广东、湖北、苏州在内的9个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其中部分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已达到产值超百亿元、入驻企业上百家的可观规模。而产业基地拓宽了企业间的交易范围，并增加了交易复杂性，因而亟须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