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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主义宣言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如果这些假设都正确，需求不足一定会周期性出现，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而货币派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因此只要物价指数超过他们的舒适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紧缩货币。 　　在以上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中国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 　　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中，传统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低端出口的依赖都越来越强；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剧烈下跌。 　　此外，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任其不断恶化。 　　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印度人说，我们的经济是在政府睡觉的时候偷偷增长的；中国呢？人们的确看到“政府之手”粘在中国经济列车的尾部，但到底是这只手在推着列车前进，还是列车在拼命挣脱这只手的控制而前行？ 　　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看清了凯恩斯主义危害的同时，却错误地相信了货币派。比如，坊间流传的中国超发了多少万亿货币，并严厉要求政府长期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问题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在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严重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同凯恩斯主义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他们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事实上，只有超出过剩产能的货币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连“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都不去计算的货币派，怎么有资格谈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呢？ 　　事实上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尽管任何的货币紧缩都不能帮助母猪生小猪，但是货币派们照样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母猪大批生完小猪、小猪长大、猪肉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庆贺他们紧缩货币、从而控制猪肉价格（China Pig Price）的光辉业绩，却从来没有人为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和股市暴跌承担责任。 　　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厌倦了这种来回折腾，甚至玩游戏的人自己也厌倦了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波动范围内，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又“踩油门”。 　　然而，这些人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之手，却并没有放弃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如，当他们意识到其调控范围越来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投资也不能长期高速增长、消费还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吗？ 　　此时，货币派的也站出来帮着说话，“过去的高增长是印钞票造成的虚假繁荣；印钞票长期不能促进增长，所以中国经济高增长结束了。”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被埋葬，在美国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尽管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罗斯福新政”的确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持续扩张需求而忽视供给能力的增长，终于使得美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陷于“滞胀”的困境。 　　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假设其实都是不成立的：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报酬递减、货币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假设只存在于传统经济的传统产业领域，而在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起飞经济而言，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新资产结构都会阻止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提高边际报酬，改变货币流动性偏好，推动经济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断进化，因此用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来长期看空中国是不正确的。 　　用投资、出口、消费的总需求的分析框架看空中国同样是错误的，从本质意义上讲，需求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中国80年代的经济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最典型的案例是农村“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