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三诏（ 下）.docVIP

汉兴三诏（ 下） 　　诏书第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人才，选拔人才。汉武帝把发现、选拔人才提高到实施治国理政的高度，亲自掌控。他说：“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他在位的五十四年间，始终独揽此权，在即位的元年，即要求群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贤良方正之士有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主张。他们的经济思想即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元封五年，汉武帝在位已34 年，在朝的文武大臣在知识、才能结构上已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朝中不能只有武将卫青、霍去病，文臣不能只有赵、绾、司马相如、公孙弘、汲黯。常年的对外战争，多项国家工程，已使国库空虚，通货膨胀，财税已到寅吃卯粮、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朝廷的旧官们却找不出新型执政方针来应对危急。此时，汉武帝急需新型创新的人才，建功立业。他说的“非常之人”就包括了杰出的经济人才，他说的“非常之功”就包括了挽救朝廷的经济危机之功。汉武帝又发一“求贤诏”，是形势之必然，也是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所赐。其晚年又精心挑选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皇太子弗陵顺利嗣位，避免了宫廷再次刀光剑影的内乱。 　　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人才标准的改变。汉武帝之前，变黄老刑名之学是西汉的治国之道。他爷爷汉文帝在即位二年也要求群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文帝指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是指以黄老刑名为其意识形态的人；汉武帝指的则是除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以外的贤良方正。这是他“独崇儒术”计划的开始。这是汉武帝突破朝廷人才标准的第一次改变。其实他并未放弃法家的核心思想，只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而已。这一时期他起用的战将、酷吏很难用贤良方正的标准去衡量。元封五年此诏又突破了外儒规则的束缚，竟然坚决任用了与贤良方正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重商奇才，异类人士，他们懂经济核算，熟会计，“言利事析秋毫”，大受朝野非议。这是第二次突破人才标准。汉武帝总结了三十多年的执政经验，他认为，那些“负俗之累”，“?弛之士”只要能为人所不能，建功立业者，均可升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诏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人才选用制度。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理论，但不尚空谈，不坐而论道。汉武帝的人才观念非常宽泛，在易风移俗，选拔能臣的公务中，他深信：“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这一观念，使他选用官员没有局限在贵族功臣子弟的范围内，他的目光也投向民间庶民。 　　兴举孝廉、茂才（也称秀才）的制度是汉武帝创立的。此制度希望把统治阶级内外的优秀人才都能发现，择优录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六年以后，望其“庶几成风”，但令人失望，“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汉武帝最后定下制度：“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至元封五年颁布求贤诏时，又加上选拔茂才（秀才）和异等人才的科目，并从诸侯国扩至全国郡县。形成了察举孝廉、秀才、异等人才的后备官员使用制度，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执政基础。何谓“异等”？可以公开讲的就是在贤良方正、孝廉、秀才之外的工商业者。因为汉朝立国以来，就是贱商、重农的国策，他们是体制以外的人，如今也能登堂入室，位列三公九卿之位了。 　　后来的史学家评论汉武帝用人制度为“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武帝一代文臣武将、廉吏儒师、域外探险家，经济学家确如耀眼群星。他们固然都是骏马，甚至是泛驾之马，但对封建帝王来讲，他们都在帝王奖罚荣辱、生死予夺的操控之中，亦即“御之而已”。 　　汉武帝朝中的杰出人才很多，本文最后想谈谈汉朝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和著名的经济大臣桑弘羊。 　　第一，西汉有极其发达的工商业。 　　中国从战国时期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已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到西汉年，地主经济制度已占据统治地位，不但农业，而且工商业也处在蓬勃的发展时期。为何工商业也能处在蓬勃的发展时期呢？首先，原来各诸侯国的封建领主把持的山野川泽施禁开放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资源可由百姓开发利用了。因此私人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其次，由于汉初执行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农民的赋税从秦时农作物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变为十五税一，一些年份又降为三十税一，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不少改善，一些农业劳力可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因此壮大了工商业者的队伍。第三，汉时就有这种舆论：各种生产部门比较“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金融高利贷。汉朝高利贷的利息据司马迁计算为20%。平叛吴楚之乱，无盐氏给部分将士放高利贷200%。农受气候、环境影响大，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工商生产周期相对较短，资金流动相对较快。这三方面的原因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因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大工商业者商业资本的出现。 　　第二，桑弘羊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