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题之我见 胡佳竹 10300120141.docVIP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关于民生问题的思考 10300120141，英语，胡佳竹 民生问题是关乎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之下，我们必须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注民生问题就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民生问题由低到高、递进地呈现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侧重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住房保障、基础性公共卫生制度等等；第二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主要是“生计来源”的问题，包括就业的各方面问题以及基本权益保护的问题；第三个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状况，侧重民众的生活质量，举例来说，比如在瑞典，公民在二十岁以前都可以免费定期看牙医。第三层面属于较高层面，是目前的中国力所不能及的，但这仍是未来民生问题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应被列入我国改善民生的中长期计划中去。 显而易见的是，这三个层面呈现出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每一层面的问题的解决，都须以前一层面的实现为基础，而绝无可能逆转进程。当然须注意到的是，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的问题中有部分是紧密相连甚至互为促进的，比如，民众的发展权只有在生存权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但是属于发展范畴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民生之本，在民众的总体发展趋于正轨时，其生存权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真正被保障。这个问题暂时不讨论；今天我所想要浅谈的是，属于第一个层面的，也即关乎民众基本生存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不仅因为它是关乎民众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更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体弱的年轻人，对这一问题也有切身体会。看病难与看病贵，让民众对本该象征“安心”与“得救”的医院，成为生病时犹豫是否要前往的心病。而这并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何为“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难问题主要表现在，民众感觉去大医院看病很难。且不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民众人均享受的医疗资源远少于东部地区，以及农村人口赶到城市大医院看一场病不容易，仅以上海为例，虽然是我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的各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我曾在一个周日去华山医院挂皮肤科，让医师看病只用了不到五分钟，但排队等候看病与等候付款、取药却用去四十多分钟，约占到看病所花时间的88.9%。看一次病，往往要预先留出大量时间。见医生一面实属不易。而谈及住院，就更加麻烦，常常是一床难求，走廊里都睡满了人。 看病贵问题主要表现在，民众认为医药价格虚高，并且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有时忍不住要质疑医师或医院是否为拿回扣欺瞒病人，专开自费药、让病人做很多不必要的昂贵检查。 一方面到大医院看个病需要大量时间，医师的态度又往往冷淡，另一方面挂个号都要付账，且感觉药价虚高，因此有很大一批民众对医院心生畏惧，能不去医院则不去医院，小毛小病能扛则扛；这种现象的产生，不得不说，是对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不健全的当头棒喝。然而其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需要分多个角度来解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才能相应地提出对策，或曰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看病难”、“看病贵”原因探究 1．为何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 1）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医疗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只有约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患病的老百姓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信任当地医疗机构的，都奔向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 2）而造成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的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农村和城市间、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间形成两极分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在卫生支出方面存在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这包括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不足、中央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过小、政府卫生支出各项目间比例失衡、区域以及城乡之间卫生支出差异过大等。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我国政府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1982到2006年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平均为14.64%，但低于同期GDP、财政支出与科教文卫事业费的增长速度，这造成了我国政府卫生预算支出的相对值逐年递减。尤其是2001年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科教文卫事业费的比例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甚至近年来还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另外，从1978—2004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已经由32%左右下降到20%以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对卫生产品需求上升，政府干预卫生领域的程度本不断提高，但在我国反而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种现状值得引起警觉和反思。 其次是关于中央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过小的问题。根据《2007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央卫生事业费占国家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在2%—3%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