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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 　　对现时代的人们来说，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大概是彪炳战争哲学及战略理论史册的两个最辉煌的名字；或者说，他俩至少跻身于这一领域内那些很少数最著名、实际上也最伟大的人物之列。因此，要从事本文标题所示的论说，无疑富有理论思想上的创造性或挑战性要求。有鉴于此，在一开始就简略地展示本文的基本概要和主要结论应当是合适的。我们将提取１８２７年后“成熟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核心内容，来对孙子战争观进行比较性的系统理解与批判――“克劳塞维茨式的”批判，以此开辟一种审视《孙子兵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审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新的视角和思想空间。可以认为，孙子无视或违背由克劳塞维茨首次明确和集中揭示的战争本身的基本性质或特征。他的二元论基本上无法描述多主体结构导致的复杂现实；他那可称为令人舒适的、优雅的战略风格一般脱离了暴力及其危险的实际情况；他对于“知”的极端注重在逻辑和实际两方面有着重大的自相矛盾；他在相当大程度上颠倒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使得他的若干名言有可能被用作单纯军事观点的权威辩辞，或者说军事考虑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权威理由。孙子在理论上的缺陷不仅源于他写作时的年轻与缺乏实际经验，还可能与他相对复杂的写作目的有关。 　　 　　 从比较研究到一种审视孙子的新视角 　　 　　《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同被尊为战争和军事理论方面的第一流经典。因此，关于这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或比较思考并不罕见。其中，最有影响的大概出自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最重要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利德尔?哈特（Ｂ．Ｈ．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Ｈａｒｔ）。他在《孙子兵法》当中读到了他本人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的最经典、最浓缩、而且肯定也最极端的表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他认为孙子思想的明晰可以校正克劳塞维茨的晦涩，并且断言“孙子有较明晰的眼光，较深远的洞察，以及永恒的新意。”１此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一部言简意赅的专著――《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的比较研究》，２作者为美国海军学院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史家迈克尔?亨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ｎｄｅｌ）。与他的其他许多专著一样，他关于信息问题的分析是其研究中最深刻的部分。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学者薛国安几年前也发表了一部颇为详尽的专著，比较孙子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兵圣”。３阅读该书可以获得有关两部经典《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众多基本信息，并且领略作者的某些灼见。然而，该书中想象力的作用过于突出，模糊了它作为学术专著与一般畅销书之间的必要界线。中国台湾著名的战略学者钮先钟不仅在东西方军事理论的翻译、交流方面成果甚丰，而且在其最近的专著《战略家》４里面，显示出他的相当深厚的战略理论积淀。该书第八章专门比较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从中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一种博学，即他对于相关专题领域内国内外前人学术成果的广泛研读和熟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反而妨碍了他得出较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其他如日本学者浅野佑吾著《军事思想入门》中的相关章节、中国学者夏征难的相关论 　　文５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看，对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研究一般都不易摆脱以下两种陷阱：第一，简单地对比他俩的各种观点，并且由此占去论述的大部分篇幅，从而使比较研究沦为一种大致是外在性的异同（特别是“同”）罗列，或曰“观点对照单”；第二，多半出于面对经典的巨大崇敬感，连同有时是下意识的自卑或“心虚”，研究者难以或不敢做出足够直接和坦率的批判――事实上完全可以与合理的崇敬和赞赏并存的批判，而是代之以无穷赞美，将对于经典的解读和相关思考完全等同于做单纯的肯定性注解、增补性论证和近乎无限发掘其“微言大义”的观念延展，而且这么做有时也是为了顺便表现自己的虔敬和谦虚。多年来，战略理论难以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较连续、较迅速地发展，或许也有其人性根源。不仅如此，从方法论而言，对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研究，严格说来一般缺乏足够的逻辑前提。他俩虽然都是讨论战争问题，但孙子是在追求战胜之道，克劳塞维茨却是在追求对战争本身的总体性的客观理解，对于寻觅战胜之道不仅缺乏很大兴趣，而且本质上简直持否定态度。６所以，《战争论》与《孙子兵法》属于几乎完全不同的理论形态、思想路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甚至价值取向。迈克尔?亨德尔也承认，“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各自有着不同的概念体系与逻辑框架，因而比较研究者往往因孙子的宽泛概念而不自觉地将桔子与苹果相比。学者常如盲人摸象，却不知孙子与克劳塞维茨走在不同的路径上。”７另一方面，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其写作的十几年间，尤其是１８２７年前后，他的战争观经历了重大转变，并且因此决定改写《战争论》草稿。然而，改写工作只完成了最初部分，８此后便因出征而缀笔，从此再无机会继续撰写工作，直至英年早